作者:贺雪峰
一、
最近几年在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调研,访谈过几十个村庄,几乎到每个地方都会对当地扶贫情况进行简单调研。几乎所有地方乡村干部的记忆中,扶贫工作是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2016—2021年扶贫攻坚中,中西部地区乡村干部70%甚至更多精力都用在扶贫上了,地方主要治理资源包括财政和行政资源也是以扶贫为中心进行调配的。乡村干部记忆难忘的核心是为扶贫做了不计其数的材料,迎接了一轮又一轮国考省考各种大小检查考核。吊诡的是,大多数扶贫攻坚地区,除低保户和五保户以外的贫困户却并不多,实际上,大多数地方非低保户和五保户的贫困户往往是误评为贫困户的“硬伤户”。扶贫结束后,之前纳入贫困户的低保户和五保户仍然是低保户和五保户,是由社会救助来兜底的。为防止规模返贫,各地建立了防返贫监测系统,以在第一时间发现返贫风险,应对风险的几乎唯一办法也是通过社会救助来兜底。特别有趣的是,各地防返贫监测系统一旦监测到了可能返贫信息比如大病治疗信息,就要向村级发出预警,村干部必须在第一时间赶到监测到预警信号的农户家中核实情况,如果有返贫风险就要以社会救助来兜底,如果没有风险村干部就要写报告说明情况,上报监测系统以销号。
这样一来,在扶贫以及防返贫监测中就存在一个悖论,即贫困户与社会救助兜底的低保户、五保户有什么差异?按照扶贫的理论,扶贫的核心是通过资源支持贫困户发展生产,实现自救,而不能“一兜了之”。社会救助则是通过直接发钱发物来为被救助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简单地说,社会救助就是给钱给物,而扶贫不能简单地发钱发物而应当扶持贫困户到市场上赚钱,包括到市场上就业和发展产业等等。扶贫的悖论是,无论是过去的扶贫还是现在的防返贫监测,都主要靠直接发钱发物(包括低保、五保等特困救助,大病救助,提高医疗报销比例,以及其他各种直接的经济上的救助)而并非支持贫困人群进入市场靠劳动来防止贫困。这样的扶贫不就是社会救助吗?既然已经有了以民政为基础的广覆盖的社会救助系统,为何还要再搞一个以扶贫和防返贫为名为新的社会救助系统?
二、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悖论呢?这应当与扶贫的理论设计误区有关。
按扶贫理论设计,扶贫与社会救助最大的差异就是不直接给贫困户发钱发物,而是通过支持贫困户更好地连通市场,通过发展生产或直接到市场上就业来实现脱贫。
如果扶贫就是要让贫困户更好地连通市场,则贫困户就必须要有劳动力,正是通过对劳动力的扶持,为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以从市场上获取收入,摆脱贫困。问题是,无论是过去的扶贫还是现在的监测,都是将缺乏劳动力的低保户、五保户纳入到了贫困户中的,这样就与社会救助制度产生了混淆。
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都已建立了良好的市场连通性,尤其是全国劳动力市场早已成熟,绝大多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已进城,即使不那么青壮年的劳动力也可以轻易在当地(尤其是县城)找到就业机会。一旦农户家庭有劳动力进入到就业市场体系,可以获得务工收入,其家庭收入就不会低于贫困线。
因此,在2015年识别贫困户时,低于贫困线的贫困户其实只有两种情况:一是缺乏劳动力的农户,包括五保户,也包括家庭主要劳动力重病重残的农户,这样的农户早已社会救助兜底。二是家庭有劳动力但不愿进入市场就业的农户,这样的农户通常就是农民所说“懒汉”。
缺少劳动力的农户只能靠社会救助来兜底,扶贫工作重点就变成帮扶“懒汉”,想各种办法让“懒汉”到市场上靠勤劳致富,所以就有“扶贫扶志”。问题是,几乎所有地方的基层干部都一致认为,“懒汉”是扶不起来的,且只可能越扶越懒。
三、
扶贫制度的理论设计是,通过对有劳动力贫困户的帮扶,让贫困户有更好的市场连通能力,从而可以通过勤劳致富。而实际上,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包括绝大多数中西部地区都已有很好的市场连通性,且中国绝大多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已进入市场通过勤劳摆脱了贫困,这个过程中扶贫政策设计与实践几乎都是无用的,甚至都是起反作用的,比如扶持贫困户发展产业几乎都是失败的。本来就业市场和产业市场都是非常有效的,扶贫政策却对有效的市场视而不见,试图另搞一套,浪费了极多国家资源,却毫无成效。这应当是所有基层干部都同意的事实。
扶贫及防返贫监测中以社会救助来兜底的政策,实际上与本来很完整且有效运行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大病保险、特困救助等等)重叠,却以高度政治化的方式来绑架社会救助政策,设计了繁复的程序,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资源,不仅没有提高现有社会救助政策的效率,而且造成了对既有社会救助政策的冲击,典型是对医疗保险制度的冲击。
扶贫唯一存在的理由是有劳动力的贫困户,因为劳动力缺少市场机会而无法勤劳致富。这里面的悖论是,当前中国充分的劳动力市场,让几乎所有勤劳的劳动力都可以轻松获得就业机会,当前农村缺少市场就业机会的劳动力往往是他们不愿意就业,好逸恶劳,是懒汉,无志向。实践证明,“懒汉”只可能越扶越懒。既然越扶越懒,那还去扶什么呢?
四、
也就是说,扶贫及防返贫监测,其全部工作与社会救助重叠,不仅没有在扶贫上起到作用,而且干扰了社会救助系统的正常运作。扶贫就是一项多余的工作。
扶贫部门为了证明自己有作用,设计了极为复杂的程序,搞了一轮又一轮检查考核,浪费了大量人力财力资源,绑架了地方政府的正常工作,却没有起到任何正面积极的作用。中央要求坚决不能规模返贫,防返贫监测系统就变成不能让任何一户返贫。在一个县调研,全县只有七户监测户,却有一整套针对到全县每一户防返贫监测系统在运作,为应付继续运作的防返贫监测系统,全县不得不耗费大量人财物力资源继续迎接检查。是为一叹。
2024年1月29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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