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继上周保马推送
2000年，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反映农村问题，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由此引发举国上下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著名的《读书》杂志随后也围绕"三农"问题展开讨论。在此背景下，2001年，《读书》杂志第1期发表了高默波的《书写历史：高家村》一文。高默波此文并非农村现状研究，而将问题指向了新中国诞生至1996年近五十年间农村的历史变迁。高默波认为，关于历史书写存在两个值得辨析的理论问题，一是“什么是事实的问题”，二是“历史由谁来写、为谁而写的问题”。针对第一个问题，他认为：“历史从来就不是把事实找出来然后记录下来，因为世界上没有不包含理论假设的事实。”既然没有纯粹的、毫无价值判断的客观历史“事实”，那么，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便呼之欲出了，“对同一事件，不同的人由于出发点不同会写不同的历史”。换言之，不同的人写不同的历史，任何人都没有将自己的故事建构为无可置疑的、普遍性的历史叙述之特权。在这个意义上说，高默波以贫困农民立场重写的历史，无疑挑战着主流政治、知识精英所建构的话语霸权。所以，由此引发的争议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不同意见的交锋再正常不过，严肃而认真的讨论正是推进问题的有效途径。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讨论对于《高家村》并不多见。2001年3月29日的《南方周末》以"质疑高家村"为题，发表了《高家村是世外桃源么?》、《“文革”究竟好不好?》、《我成长的村庄》三篇评论文章，分别质疑：高家村是不是世外桃源，高默波是否认为“文革”“样样都好”、是否“只让自己记忆，不让别人记忆，过滤别人的记忆”。对此，只要认真读过《高家村》的人，一看便知，如此情绪化的问题显然和高默波的叙述大相径庭，仿佛上述三文的批评对象完全是另一本书，而非《高家村》。事后，高默波评论道：“我猜测，他们几个人那时候没有一个人看过原著。”除了此种情绪化的评断，从内容层面，《高家村》还对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提出与主流叙述截然不同的评价，正是这种无可避免却难以正面讨论的争议性，使得《高家村》不但无法影响中国主流历史叙述，反而长期被排斥于正常出版媒介之外。虽然《高家村》英文版早在1999年便已面世，但中文版却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受挫。十四年后，一波三折的中文版终于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即便如此，大陆读者仍旧难以一睹其庐山真面目。时至今日，农村问题日益成为关涉中国未来走向的大问题，《高家村》试图以贫困农民的立场重写历史，其立足点与挑战性不可轻视。就此而言，读《高家村》的意义不仅是溯本清源，更是以史为鉴。
无论是以评论者的个人经验来质疑高默波的个人经验，还是诉诸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霸权，都无助于深入理解《高家村》带来的挑战，反而将其拉入毫无建设性的混战之中。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之处，不是高默波的叙述是否客观、高家村是否具有代表性——某种程度上说，个人化的叙述视角未尝不是打破某种笼罩性话语框架霸权的利器——而是如何在高默波的叙述逻辑内部打开反思的可能性。
《高家村》中文版共十四章，高默波以跨学科的方法、丰富的实证资料描述了生之养之的高家村，囊括人口、土地、教育、健康、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生活水准、改革开放、文化和风俗的传统与变迁、高家村与外部世界等方面。相较于高默波对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农村卫生、教育的高度评价，以及对村民们的难以抑制的理解与认同，英文版序言中的一段话更耐人寻味：“在高家村的那些年，甚至自我懂事和对选择有朦胧意识开始，我总是感动孤独、无望，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我想去工厂做工，去部队当兵，只要能离开村子，做什么都行。我憎恨这里夜晚的一片漆黑、冬日的严寒、夏日的酷热，还有那无休止的繁重劳作。这里是那么脏乱，道路泥泞不堪，还有很多的‘迷信’事。这一切，那在我看来是那么的落后、那么令人憎恶。然而，现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却感到有种奇怪的依恋，牵挂着这一切。”(xxiv页)这种恨爱交织的沉痛经验，恐怕任何理性归纳都难免片面。高默波无疑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然而不同之处在于，虽然他切身经历的农村生活那么落后、那么令其憎恨，但他没有采用否定与批判的态度讨论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农村政策。
理解高默波这一看似矛盾的态度，首先要理解他如何解释毛泽东时代高家村的贫穷落后。高默波认为，高家村经济水平低下并不是人民公社的体制——而这正是中国主流话语所批判的——所导致，而是国家的财政汲取最终导致了集体制活力衰弱。他强调：“农村居民收入低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缺乏劳动积极性，而是国家价格制度的剥削本性。80年代初期农村居民收入的急剧增长与其说是由于集体制的解散，还不如说是价格制度改革的结果。”(241页)历史地说，虽然毛泽东明确提出消除城乡差别，但在中国失去苏联经济援助后，农村却成了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化汲取资本原始积累的对象，被纳入城乡二元体制。这是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不得不面对的历史困境。
在这个意义上说，反思人民公社体制，就无法回避对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农村制度设计的批判性反思。高默波切身体验了城乡二元体制的不平等，他不无悲愤地指出：“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法律制度和文化价值一直歧视农村人口，歧视这些通常被叫作‘农民’的人。”(3页)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说，高默波之所以高度评价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农村卫生、教育政策，就在于这一时期中国政府通过推动医疗、教育资源的重组与倾斜，试图克服这一制度性不平等，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或许正基于此，高默波认为，对于高家村的农民而言，文化大革命十年不但不是一些政治、知识精英所说的十年浩劫，反而是毛泽东时代的黄金时期。毫无疑问，低廉高效的“赤脚医生”、“赤脚老师”制度并未为高家村落后的卫生、教育带来根本性改变，但这些颇具创新性的制度作为克服城乡差距的现实意义却不容小觑。
然而，遗憾的是，随着1970年代末国家政策转变，上述制度受意识形态策略驱使不得不被废止。以医疗卫生为例，高默波认为：“在毛泽东时期，医疗改善最显著的特征是，那些最贫困和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人受到了政府的优待。然而，80年代以来的改革政策无视那些最没有地位的人。”(81页)在教育方面，针对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名，将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从而关闭大量农村中学的行为，高默波斥之为“目的是为少数人重新创造特权，并继续使农村居民处于社会底层”。(103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高默波认为：“毛泽东的某些政策，像大跃进的确害苦了农民，但毛泽东却是真心尝试设法改变农民生活的领袖。”(232页)换言之，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期的改革不但没有批判性继承上述遗产，反而将这一遗产所试图克服的问题正当化了。
虽然高默波清楚地认识到不可能重回毛泽东时代，但其遗产作为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主流意识形态也不敢完全否定的思想资源，仍对高家村日益恶化的现实构成了强有力的批判。与此类似，对于高家村的农民来说，怀念毛泽东并不是某些知识精英所说的“农村人封建愚昧。农民不知好歹，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他们需要皇帝来效忠”，而是通过诉诸官方话语难以否定的形象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应该说，针对1980年代“去集体化”后高家村出现的停滞与倒退，毛泽东时代作为批判性精神资源的意义不言而喻。
但问题在于，在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上述批判性精神资源发挥的实际作用几乎微乎其微，甚至日益成为一种面目模糊的历史遗迹，失去了诊断现实问题的能力。换言之，高家村如何批判性继承上述精神资源，仍是高默波难以回答却无法回避的难题。在此意义上说，《高家村》对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高家村的叙述几乎与主流历史叙述并无本质不同，进一步说，这一部分已经失去了前期的批判性分析和理论抱负。简言之，《高家村》前半部分强烈质疑了主流历史叙述，而后半部分却日益趋近于主流历史叙述。
在《高家村》的结论部分，他希望高家村将来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243页)换言之，1949年后的高家村并没有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实，自1949年以来高家村无法自外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反而恰恰是这一历史进程极其重要的一环，不过往往沦为高默波所期冀的现代化之反面。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农村卫生、教育政策所试图克服的也正是现代化道路的反面影响。而高默波似乎并未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如果苛刻一点说，虽然高默波可以为毛泽东时代农村政策的有效性提供有说服力的辩护，针锋相对地挑战了相关的主流叙述，但由于将高家村置于前现代/现代这一去历史化的视野中予以分析，《高家村》不但难以在根本上突破主流叙述背后的现代化话语装置，反而有可能被其吸纳。
也正是由于无法批判性反思现代化道路，《高家村》便难以对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日益融入现代的高家村做出更具洞察力的批判性分析，现代化自身的问题最终却被归咎于不够现代。在高家村不够现代的问题上，《高家村》前后两个近乎断裂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了内在的同一性。在此意义上说，高默波将毛泽东时代置于颇为自觉的辩论性视野中的意义，便淡化了为未来而辩论的深度，而更像是一种历史辩护，从而无法动摇主流叙述背后的现代化话语框架。就此而言，《高家村》试图挑战主流历史叙述的努力或许并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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