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农业改为家庭责任制实际上就是重建小农经济。尽管它能激发农民的热情于一时，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小农经济规模有限，生产力和竞争力低下。在乡村建立规模化农业，就像在城市建立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那样，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所有制。
全球经济危机于2015年夏再次暴发后，外向型特区制造业被迫收缩，而且使得原材料和服务行业下行，从而让大批农民工回归故里和父母子女团聚。此时此刻，重提办好集体化农业以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既是迫不及待的使命，更是历史赋予的机遇。
有作者称：出口制造业严重下挫，私营和外资企业破产成风，农民工尚有责任田这个庞大的“蓄水池”可以消融自己的劳动力。这是把农民工回乡当作权宜之计，其思路仍然离不开仰赖国外消费者和国内制造商，而不是面对本国百姓的物质需求。只要认识到人民的利益高于投资者出口创汇，完全能既办好农林牧副渔，也办好各地扎根于农村的工商业。中国浩瀚的乡镇企业和人民对生活用品的需要，才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路。
中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但民族生性勤劳协作，不同于北美地广人稀有大面积土地发展机耕的条件。所以中国应当有自己的农业发展道路，不能照搬北美商业化大农场的模式。尤其是中国已经实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应当从传统和现实条件出发，让农业继续走集体化的康庄大道。
经过三年试点，中国政府财政部2015年10月12日颁发正式文件支持集体化农业。为此首先需要地方政府投入大量工作来组织农民，甚至需要显著改革自己的工作体制。
在农业集体化前提下，田间作业承包到户与合作经营不但没有冲突，而且能够相辅相成。如果不把任务落实到各家各户，就没有扎实的田间作业。但是如果没有合作经营，就无法平夷田埂,统筹机耕、灌溉和收割。试图把七沟八梁一面坡切割成块段再贫富搭配分给农户，农民将疲于奔命而不能全力耕作。只是为了平夷田埂就求助于商业化大农场，那至少是把所有制问题简单化为技术问题，就像带着骨科病痛求助于皮肤科，难免自误。然而也存在另一个走向,那就是通过确认个体农户的土地经营权来撤消集体的土地经营权,从而为土地流转给大户扫清道路。
马克思就土地所有制的沿革说过：“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生存的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
比较前述两种做法可以看出,中国的十亿农民正处在把握或失去土地的十字路口。这也是全国百姓需要应对的历史性挑战。
有作者称，中国农业涉及的雇佣劳动比重甚低，资本化不一定使农民无产化。另有作者却按劳资关系从“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的转变来质疑上述假设。本书作者以为，联产承包乃至个体农户缺乏规模化和集约化能力，而商业化农场又带着超额利润逃避增值税，就是把发展经济误导为加速贫富分化的能力。此时此刻,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集体化农业的范例。
河南电视台2015年11月29日报道，临颍县南街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实现了集体事业的快速发展;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全村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高度重视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由此获得了“最美红色经典村”的殊荣。
已经是国家最优级旅游区的河南省临汝县竹林镇，在1983年7月以前只是个村子。经过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决定就地合作办好集体农业和工商业，三十多年来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994年11月竹林村与周边三个村子整合为竹林镇。1996年4月全镇改造农舍，近两万人全部成为城镇居民。1999年竹林众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品牌已知名全国。2004年又有三个邻村并入竹林镇，人口和区域面积都成倍扩大。全镇已建别墅1300套，住宅楼20多栋，人均住宅面积达到56平方米，教育、医疗等事业充分发展。镇里还投资上亿元从几十公里外引来黄河水，彻底告别了吃水难的往日。
类似南街村的上千个典型经验表明，在广大的中国农村既办好自产口粮的集体化农业，也办好满足内需的工商业，是缩小城乡差别最适当的“城镇化”。反之，把失地农民工变成庞大的劳动后备军任由出口加工业支配，无异让他们落入国际垄断财团的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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