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知识改变命运，曾是中国农村教育的响亮口号，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农村娃发愤图强，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三十多年来，我们重新站在农村的田野上，却发现，这个口号，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树挪死，人挪活，求知的孩子们纷纷离开农村，他们中的一部分，或许命运已经改变，但他们的故乡，却在加速凋敝。
杜少星对12年前给自己的那记响亮的耳光，印象深刻。
当目光快速搜寻到女儿所报大学分数线的那一刻，整个世界都灰暗了——他为女儿作出的选择错了，差了2分。
杜少星是农民，但在他生活着的李油村，却是个红人。在河北省定州市开元镇的这个村庄里，就属他对全国大学以及专业的排名最了解。而高考，是这个村最看重的事。
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从李油村走出了约140位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大学生，有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后，有清华大学毕业的硕士，有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在读的本科生……这在镇里下辖的21个自然村中，是遥遥领先的数字。
但似乎是一种不相称的反差，村庄如今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处于镇里中下游。而这种特别的“反差”，放在全国，并不是孤例。河南省某村庄最近被热议，一个村子出了200多位大学生，乡村发展却依然落后。不少人质疑：农村走出了这么多大学生，却为何不能建设家乡？
而对于身处其中的家庭，取舍之间，是个人选择，亦有无奈。
断瓦残垣，是久久空置的民居。这一户，已经随着考上大学的孩子去城里居住了。(图片来源，上海观察，下同)
“攀比”读书
李油村，人口2090人，以种地和养殖为主。
相比于邻近的几个村子，路算差的，土路，车一过，尘土飞扬;大队里的喇叭不停广播，召唤村民参与田里灌溉管道的铺设;麦田里建立了不少养殖场，养鸡或猪，空气中弥漫着牲口的气味;也依然保留着不少古老的传统，在村里买东西，还可用麦子换;村民们，多是老弱妇孺，坐在村中心的十字路口，那是村里的“CBD”，守候着偶尔经过的乡亲，打个招呼。
不过与这些村民聊聊就会发现不同。扛着农具从田里归来的大伯，两个孩子，一位本科毕业，一位硕士毕业；骑车回家的阿姨，孩子一位读博三，一位读大四。国内外的许多知名大学，对他们来说是耳熟能详的校名。“秀娟去牛津做博后回来了吧？”“你家闺女今年考研吗？”
在这个村庄，孩子上学是全村的头等大事。即使务农的妇女们，不少都可准确地报出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的日子。
每年6月22日到6月27日高考成绩下来后的几天，都是杜少星最忙碌的日子。
为自家孩子上学研究过报考学校后，他就做起了全村的考学军师。他对全国大学的排名了如指掌，知道多少分大概可以上什么样的大学，让学生作出最有胜算也最划算的选择。
在那些日子里，他要接待一拨拨家长们，最早的从早上6时就会去他家敲门，最晚会到晚上22时还不想走。村民们还会自发聚集在路口，一边乘凉，一边热议政策的细微改变以及各家的考试成绩。
2010年，镇上关注到了李油村在求学方面的突出成绩，建议做个统计。村支部委员张战斗于是在村子里挨家挨户认真问询，手写了满满4页纸。
他的统计显示，到2010年，村里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大学生人数为82人，现在，这一数字上升为约140人。从村子中央往南走的半条街上，就有18名本科生，9名硕士生，2名博士生。
而且，村民们关注教育的目光已经前移，从小学、初中就开始忙择校，唯恐自己的孩子落后。
但凡小学来了新教师，村干部都要给老师们提教学要求，“我们村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从邻村来的小学老师也特不适应——别的村家长很少操心孩子作业，而这村的家长是生怕老师不管孩子，还要和老师加微信，随时了解孩子学习情况。
2014年乡村小学合并，按理说，李油村人少，原本应该把村里小学关闭，孩子要合并到人口更多的邻村去上学。但村干部和家长们都不同意，找到市里相关部门，提出即使需要合并学校，也是要让邻村的孩子到自己村来读。理由让市里和邻村都无可辩驳——李油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其它村。
小学毕业后，村子里很多家长都把孩子送去教育质量更好的县城初中就读，且不惜送入私立中学，也不愿意选择离村不远的乡办中学。2015年，村小毕业的全班25人全部去县城就读。
张战斗说，因为没钱而上不了学的事几乎不会在李油村发生。借钱上学，从来不是丢脸的事。1万元的学费，你家3千元，我家5千元，都不会含糊。
老人们坐在村中心的十字路口，这是村里的“CBD”，守候着偶尔经过的乡亲，打个招呼。
“本质上和做生意、打工没有不同”
为何升学率这么高?做了30年小学校长的杜拴成把原因归结于学风。
那学风又是怎么好起来的?他想了想，笑说：“我可能算是‘罪魁祸首’”。
杜拴成说，文革前村里并不重视教育，只走出去了一位中专生、一位师范生。高考恢复后的几年里，村里陆续走出了几位大学生。那时村里家家户户几乎都是吃不饱饭的状态，进城读书的大学生便寄一些钱回来补贴家用。
当时的邮政通信一般是寄到村里的学校，再由邻近的孩子捎带回去。于是一旦来了汇款单，杜拴成都会在学校放学之前把学生们召集起来，故意举起汇款单大声宣读：“某某家寄来钱了，某某，请你捎回去”。
物质与荣誉的双重刺激，让不少村民觉得，上学是条出路。
变化还是有的，原本破旧的小学，去年建起了3层教学楼。
“贫农翻身”的例子一个接一个出现。
杜拴成邻居的孩子，并不擅长读书，高考复读了2次，不管冬夏，半夜24时之前都没睡过觉，大年初一出去拜年也用跑的……终于在第3次如愿考上大学，后来在城里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把家人都接去了城里。
另一户老张家，原本穷得连电都舍不得用，最少时1个月电费是1元3角钱(一般家庭都在10元以上)，但在儿子读书上从不吝啬。儿子保送高中后，按村里惯例应答谢老师请吃饭，他就背着10公斤麦子(相当于生产队时期一个人半年的口粮)去集市上卖钱。半路遇见老师，老师不忍，坚决没去他家吃饭。
当然，回报也是显而易见的。孩子读书后，留在北京，帮父母把老家房子全部翻新，装了全村第一个抽水马桶；夏天遇到停电，甚至买发电机供父母使用。
张战斗女儿读的是艺术学院，女儿从高中开始喜欢声乐，要请老师教，每次课500元，一周2次。老师曾感叹，这是她多年来见过的第二位农民家的孩子读艺术。
不过张战斗一点都不曾心痛。女儿如今在北京生活。除了自己有份工作，还开了餐厅，年入近百万元。
一个个真人真事成为效仿的对象。村民们说不出“知识改变命运”之类的大道理，但他们会告诫自己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只有这样，才有本事离开这个地方。
“当时这就是一种出路，是一个只要努力就可及的出口。本质上和做生意、打工没有不同。”一位村干部如是说。
“一个个都走了，没见人再回来”
不过，2009年杜心语去上海上大学的时候，奶奶没让迁户口。
原本把户口迁出农村是一件风光的事，但老人如今觉得落寞：“一个个都走了，也没见人再回来。”
但这却难以阻挡趋势的发展。村里大学生越来越多，村里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而村子的发展相比邻村，愈加缓慢。
“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村子里才能达到登记在户的两千多人，平日里也就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张战斗说。
“为什么要回来?”农妇张采平的儿子是博士，她说：“我们并不期待他们回来。到外面去上大学，是好不容易跳出农村……我们‘养儿防老’的意识很淡，如果孩子能有出息，自己绝不阻拦。我跟儿子说，走多远都可以。”
张战斗抽了根烟，“树挪死，人挪活”。
不过站在乡干部的角度，他也希望村里能多些年轻人，带动家乡发展。
2003年春节前，张战斗和当时的老村支书商量之后组织了村里大学生的座谈，让大家分享自己在城市见到的值得农村发展借鉴的新鲜事物、新思路、新观念。
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大学生提到，村里视野太窄，不能只守着耕地，思想观念的转变很重要，比如可以优化调整种植的种类，增加一些花卉、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张战斗觉得可行。春节之后有村民种起了大棚菜，还得到相应的建设补助。有很多村民在自家农田建起了养殖场。
确实也有人想反哺家乡。2007年左右，村里3位上世纪90年代考上大学的学生找到了老校长杜拴成，提出了成立本村大学生的同乡会构想，希望老校长可以带头把村里的大学生联系起来，互通信息，既可以为刚毕业的大学生提供就业帮助，还可以组织大家参与家乡建设。后来因为杜拴成身体一直不太好，找不到合适的牵头人，提议最后不了了之。
虽然国家不少政策鼓励大学生做村官，但张战斗坦言，至今尚未看到给村子带来的实质性改变。
大学生村官的普遍任期是3年，3年后，除了那些自愿留在农村工作的，大多数人会选择离开农村，重新择业。有人说，这些大学生村官，只是农村的过客。
改变正在悄然发生
对于杜军和杜英才，农村是一种“离不开”也“回不去”的存在。
二人都是1990年从村里考上大学的，两人的学校，同在东北。
跳出农村的过程，至今回忆起来，依然苦涩。
第一次去上大学，杜军没买到座位，30多小时的火车。当时瘦小，直接钻到硬座下睡觉，很不舒服，但还是满怀兴奋。
杜英才说那年高考，自己考砸了，读了一所理工大学的中文系。更惨的是，第一次去学校的火车上，同样没有座位的他被挤到厕所里过了一夜，动弹不得。妈妈临上火车时给的8个煮鸡蛋，一个没吃，下车时全碎成了渣。
1994年杜英才大学毕业的定向分配是去三线兵工厂子弟校当语文老师，他觉得没出路。后报考了一所院校的双学士，努力拼了几个月，成绩只上了自费线，学费9000元，当时是笔巨款，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收入，但家人依然支持;毕业时，他屡屡受挫，最终被一家行业报录用。筹备结婚时，买房压力随之而来。2000年北京市区的房每平方米六七千元，而他当时每月工资只有两千多元。
为多挣钱，他投简历换新工作，面试领导问他：“小杜，你端的可是铁饭碗，舍得砸啊?”
“我想换只金的。”他那时回复。
后来被顺利录用，月薪过万。日子总算好过一些。
杜军1991年第一次在大学里看到《平凡的世界》这本书时，他觉得自己太像书中的孙少平了。
“很多时候，个人的命运都受限于时代的发展，我们甚至并不能完全决定自己的命运，而命运也并不是靠设定目标就能改变的。更多的时候，人们是在为自己的生活而奔波，而最终生活只能归于平凡。”杜军说。
回家乡，还是不回?杜英才是有过思考的。选择北上广，其实是选择了不依靠、也不允许别人安排你的命运。实际上，也没有谁可以安排他人的一生。中国的确是个人情社会，但至少北上广，相对蕴藏着巨量的、平等的机会。
至于不少人质疑：走出这么多大学生，为何不好好回去建设家乡?杜军认为，这并不能勉强。农村目前未必存在可发展的工作环境，或许未来会有，但还需要时间。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用翔实的数据对教育及人口流动关系做了研究，其中提到一个结论——经济收入和就业机会是影响人才流动的主要原因，充分享用公共服务则是影响人才流动的重要因素。
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大学生走出去之后，往往选择留在条件更好的城市里生活。这是现实的选择。
不过，春节是一定要回家乡的。那是一种不能切断的情愫。
这也是从村庄走出的多数大学生的行动轨迹，每一年回去观察村子的变化，从熟悉的家园逐渐变成了略不适应的故乡。短暂的节日之后离家，总伴随亲人难以承受的放声大哭。
值得关切的是，改变正在悄然发生。
2015年定州市教育系统事业单位招聘，李油村小学第一次迎来两位大学毕业的老师。现在学前班的老师杜媛媛，便是第一位从村里走出去又回到村里教书的大学生。
学校里的校务公示栏里，除了小学生们的画作，还贴着4页村里统计的大学生名单。一位小女孩自豪地指着其中的名字，告诉别人，这是她的表叔。
(文中杜心语、杜英才、张采平为化名，责任编辑：九尺生图片编辑：Neagti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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