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老师对小农经济的赞美，是搞错了时代。搞错了政治经济背景。今天的资本如此强大，渗透到农民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小农完全没有了自主性。
【原编者按】
华中科技大学三农学者贺雪峰认为留守中老年人在家务农、青壮年外出打工构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农”家庭生计模式。贺老师主张，这一模式给中国发展提供了灵活的劳动力，不仅是“中国制造”的基础，而且也是中国未来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他坚持认为，“半工半农”不仅具有发展功能上的合理性，而且也是农民的“理性”选择。
在“应对老龄化的中国农业”这篇文章中，贺老师为中国农民进行了“顶层设计”：“如果进城农民年龄大了，他们在城市失去就业机会，他们还可以返乡从事农业的话，农民工的退养就可能与农业经营结合起来，从而使中国具有极强的应对老龄化的能力。”
贺教授的这一设计没有对政府的义务和责任的诉求，没有对发展的反思，而是把农民工养老的责任推给了家庭、推给了农村。更高明的是，贺雪峰教授又以农民的“理性”选择为由把这一设计合理化。这种近似新自由主义的设计，使我们不能不质疑贺雪峰教授究竟是资本的“工业主义”的立场，还是他自称的“小农立场”?
下面是对贺雪峰教授观点的讨论和质疑。
半工半耕：只是小农自己的选择，还是结构性力量的推动?
林芳菲：我觉得贺老师忽略的是在整个农业资本化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小农的耕作已逐渐不能满足农民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个基本事实，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个体化程度的加深，农村核心家庭也已成为农村社会主要的独立经济体，因此，不从根本制度上解决老年农民的保障问题而寄希望于将老一代农民工退回农业，依靠所谓精耕细作保障他们的生活，这无论从政策倡导层面还是具体实践层面都太可怕了。
郭琳：贺老师认为“半工半农”是农民的理性选择。但是从贺老师自己的文章中我们就能找到很多悖论。例如文中提到“相当部分农民工进城，却难以在城市安居，即使他们在城市买了房子，他们年老，在城市缺少就业机会，他们也很难与已经成年子女在城市房子里共同生活”。这说明贺老师也看到了相当部分农民工难在城市安居的状况，但他给出的解释却是“缺少了就业机会，没有了劳动失去了人生意义”，所以农民工为了追求人生意义，选择了返乡务农。然而贺老师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从其措辞中我们可以分明地看到“缺少就业机会”才是农民工才不得不返乡务农的真正原因。现今的城乡人口流动本质上是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而非接受农村人口，是城市对农村的掠夺而非城市对农村的包容，所以农民工老年返乡根本上来讲是这种掠夺式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非农民工自主理性的选择。实际上，在城市掠夺农村的过程中，农民更多的只能是被动接受，其自主性可谓微乎其微。
林芳菲：我之前做新疆拾花工研究时，访谈年纪大的拾花工，问她们为什么年纪这么大了还出来打工。她们告诉我家里土地收入根本不够生活，干别的没人要，好在拾花对于年龄的要求较为宽松所以可以出来挣点钱(当然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其实劳务经纪人是用了很多方法来限制老年拾花工的以保证降低自己的风险)。我问她们，为何孩子不给你们点钱养着你们，我的一个报道人告诉我，我儿子除非我老的走不动了才会管我，而且，他们自己生活也不容易，我们趁能干点的时候就多干一点。当我回到这些拾花工的故乡做访谈的时候，发现在当地也有很多老年农民必须要依靠打零工获得现金收入。
李作政：的确，农民的现金收入渠道非常有限，而且很不确定。种同样多的地、养同样数量的禽畜，很可能上一年赚钱、下一年亏本，这是因为农产品市场价格大幅波动造成的。相对而言，打工的工钱水平是比较稳定的，农忙时一天的工钱可以去到180元，农闲时则是80元左右。因此，打临工成为农民补充收入的重要途径。另外，临工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身体条件差、农业技能弱的人往往争取不到打临工的机会，这在一方面也加大了打工获取收入的难度。
胡靖：数千万留守老人，数千万留守妇女，还有数千万留守儿童，他们家庭分裂的痛苦，史无前例。以前山东人闯关东人家都不搞代际分工。一家人饿死都在一起。
郭琳：贺老师对“半工半农”的合理化还建立在农民工返乡后可以很快重新务农的设想之上，但是他却忽略了农民被卷入资本生产的过程中的“去技术化”的问题。就算第一代农民工从小就有较多的务农经验，老年回乡之后还可以继续种田;可是如今的青年农民工很多都是从小就脱离了农业生产，从来没有接触过种田的知识和技术的新一代农民工老年回家后还能种得了田吗?
陈航英：郭琳提到二代或者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回乡种田，这点大家都是看到的。但实际上即便是第一代农民工回家也种不了田了，为什么呢?首先，现在政府推崇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土地向大户、能手集中，各地的土地流转说是以农户自愿为前提，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和资本采取了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法来流转土地，所以第一代农民工即便是回去想种田，都不得了。其次，现在种田技术发展非常快，农药、肥料的品种纷繁复杂，都不是第一代民工离乡那时所采取的种田方式了，不少农民直言跟不上时代脚步。第三，心理上的障碍。对于不少人来说，在外面赚过钱了，心理就看不上种田那点钱;而且农活的苦累，也使得不少感觉自己吃不了种田的苦了。
贺教授也是看到小农经济已经不足以满足农户基本的家庭需求，所以他一方面提倡“适度规模”的中农，另一方面赞赏“半工半耕”的模式。从短期上看，半工半耕确实是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但这有点类似糖衣炮弹，从深层次或者长远来看，则是越来越深陷于无产、半无产的境况之中，在结构中处于不利的位置上。
李作政：除了农产品低价与滞销外，这里边还有个规模的问题，按中国目前人均一亩三分地的水准，小农一家人再精耕细作，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几千年如此，毛主席他老人家也说过，如果小农家庭的土地数量能扩展到30～50亩，则能维持较体面的生活，另一方面就是成立农民组织，合作经营、综合运作，小农家庭耕地数量如果只有十来亩，也只能是半工半耕模式维持生活，是不得已而为之。
林芳菲：但是他认为的半耕半工是代际分工为基础的。我觉得这个观点在今天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在第一代农民工的时候，我觉得代际分工的半工半耕还勉强说的过去。我觉得贺忽略了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家庭结构的变迁也是伴随着整个社会变迁的。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在农村从主干家庭通过分家向核心家庭转化的时间缩短，年轻夫妇很多时候更关注自己所在核心家庭的发展，而非整个大家庭，并且随着生活成本的提高以及生活需求的增加，一些农村年轻人即使分家都可能还需要依靠父母的贴补，很难谈及反哺。因此，中国农村社会所经历的个体化是不能忽视的。况且，如果将养老义务完全推给子女，这对于中青壮年农村劳动力而言，更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陈航英：以代际分工为基础，就又回到人口的角度上去了，感觉好像是自然的、自发的。那么问题来了，半工半耕模式是小农自己选择的，是所谓的“自平衡”的，还是背后有结构性力量在推动着呢?
李作政： 代阶分工是社会畸形发展的结果，不符合人性，应扬弃。
张慧鹏 ：妻离子散，背井离乡，老无所养，(贺老师)一个轻飘飘的“代际分工”。 回得去吗?
陈航英：是的，要是单一的在农村或在城市就能满足家庭的再生产，谁愿意过这种妻离子散、背井离乡的生活。这种现实中无奈的选择无疑是城乡二元分离的结构性力量推动的，而非农户自发的选择。
池银：每个地方还是有区别的，虽然我不赞同贺老师，但也不绝对说半工半农就行不通，前提是农民工能够赚到体面的工资。年轻人出去很多时候不仅是为了赚钱，他们自己也很想到外面的世界见识一下。彝族是这样的，到一定的时候就回来结婚生子，然后可能还会再出去，年老了就以田地养老。农村的生活成本低。我甚至觉得城市人才悲哀，像香港穷人，没有可进退的生产资料。农业技能还是不难捡起来的，我觉得我跟着左邻右舍的人干上两三年也就会了。
有时我觉得干农业生活水平不高并不一定是土地数量少的问题，像我这边(四川凉山)大部分家庭都几十亩一两百亩，并且有经济作物作辅，但还是要去打工。我觉得问题是农产品中间环节被赚太多了，农民应该组织起来主动掌握销售环节。
为什么普通农民靠农业收入没法活?反思商品化、资本化
陈航英：光靠农业收入肯定是没法生活的。 现在种水稻一亩田赚个1000块钱就算撑死了。 现在种田就只能吃饱饭，但是教育、婚姻、生老病死这些事情呢，都需要钱。
林芳菲：我之前也赞同池银的看法。但是我这次去山东做了回访之后，觉得其实香港的年纪大的穷人和内地农村老人的遭遇本质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差别，虽然中国的普通农民有一定生产资料，但是是否可以让他自由进退，我觉得其实很难。在山东的时候，他们很明确地跟我算了一笔账，我发现他们仅仅依靠农业收入真的没法生活 。当然，还需要指出的是，我去的那个地方生活资料几乎全部商品化了。
张慧鹏： 在我河北老家，农民米面都要用钱买。
林芳菲：以前基本生活资料那部分还能自给，其他生活需求需要依靠现金收入，但是其实一些农村地区现在连生活资料这部分都已经很难靠农业收入满足。我在山东河南这边的访谈基本都是这样。所以现在农民愿意种劳动力投入少的作物，这样可以有更多时间外出打工。我甘肃的田野那边，基本生活资料方面商品化程度比较低，她们可以靠粮食基本自给自足，满足家庭基本生活资料需求。但是，生活资料商品化的程度上升是一个趋势。
林芳菲： 最有趣的是我在山东访谈的时候，这些农民正在计划去买一个城镇职工社保的资格。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按照贺的说法，以代际分工为主的半工半耕真的可以保障老年农民的生活，他们为何愿意花这个冤枉钱去买这个社保资格呢?!
陈航英： 浙江那里都是买失地农民保险，10万起保。
李作政：农民没有保障这是农村、农业发展最大的问题。农村的老人要自食其力到失去劳动能力的那一天，只要有能力，还要补贴、帮衬子女，一旦生大病，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如果得不到子女或社会的照顾，就只有死路一条，在我老家经常可听到农村老人自杀的事情。
林芳菲：我认为最重要的不在于留守老人是否可以自己单独过日子，而在于，他们的生活是缺乏保障的，俗话说颐养天年，问题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无法颐养天年，他们即使年纪很大了，还需要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出卖劳动力。
陈航英： 赞同林芳菲的说法。现在去家庭农场务工的甚至都有70多岁的老人，看着都心酸。
林芳菲：资本不遗余力地利用城乡，年龄，性别等社会差异来寻找廉价的劳动力，而农村老人和妇女恰恰是筛子里最后剩下的最廉价也最脆弱的劳动力。
张慧鹏：贺老师对小农经济的赞美，是搞错了时代。搞错了政治经济背景。今天的资本如此强大，渗透到农民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小农完全没有了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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