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与厉以宁的理论分歧
曾飞
厉以宁：经济增长依赖于城镇化投资的拉动
2013年03月07日人民网《厉以宁、林毅夫等政协委员答记者问实录》 ：
[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网络电视台记者]:我的问题想提给厉以宁委员，我们知道目前国际经济的复苏形势还不明朗，我们国家经济还是承担着下行的压力，同时一些主要国家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又让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物价还是有上涨的压力，这一冷一热之间，有人说中国经济很纠结，请问厉老您如何看待2013年的中国经济，您觉得纠结吗，您觉得最大的风险在哪？大家都在说改革，改革是千头万绪，您觉得改革最先从哪突破？
[厉以宁]:第一个问题，2013年的经济形势我认为是在稳中有进的，因为现在首先认识到7%左右到8%已经进入了常态，因为今后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像过去双位数，所以能够完成今年的7.5-8%的增长率。
[厉以宁]:什么是中国最大的风险？我认为最大的风险仍然是金融。金融风险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的看法是，经济增长总是依赖于投资的拉动，现在就结合了城镇化，城镇化的资金从哪里来？地方的筹集，包括用它的债务平台。（按：正真的底牌是印钞票，投资40亿搞城镇化）
林毅夫：利用在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上的后发优势推动增长
2013年03月07日人民网《厉以宁、林毅夫等政协委员答记者问实录》：
[商务部国际商报记者]:我有问题想提问林毅夫林委员，其实刚才厉老也说，判断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今年7-8%，以后将是常态，其实您在以前就作过这个判断，请问您作出国民经济增速是8%以上，并且将至少持续20年是基于什么分析判断出来的？另外，您曾在世界银行工作，您对今年的世界经济形势的复苏情况是怎么判断的，今年会不会比去年更好一点，欧美的这些潜在性的不确定风险，比如意大利、美国财务上限，您对他们的风险是如何看待的？
[林毅夫]:我们知道，经济的增长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换代，这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
[林毅夫]:我们知道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造成它们经济发展一日千里。对发达国家来讲，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非常重要，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的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是驱动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但是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有一个优势，叫做后发优势。我前面谈到发达国家过去这100年来，平均每年的人均收入增长是2%，加上人口增长1个百分点，所以他们平均经济增长率大概是3%。但是发展中经济体，如果懂得利用在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上的后发优势，那么可以一倍于或者两倍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来发展，而且可以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林毅夫]: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一样的，如果他们利用这个后发优势，可以维持而且实际上实现了20年每年7.6%-9.2%的增长，我相信，利用同样的后发优势，我们应该有潜力维持20年每年8%左右的增长，当然这只是一个潜力，要挖掘这个潜力需要克服非常多的困难，但如果把这个困难克服了，这个潜力也就可以实现了。
2007年03月06日新华网《林毅夫：新农村建设不是新村庄建设》：新华网北京3月6日电(记者 郭鑫 李建敏) 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6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说，中国一些地方将新农村建设片面理解为新村庄建设，会增加农民的负担，给农民带来伤害，这是应该避免的。林毅夫说，他从一些新闻报道和自己去年对农村的一些考察中了解到，确实有一些地方产生了片面的理解，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新村庄建设，要农民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林毅夫说，“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林毅夫是最早倡导新农村建设的专家之一，他认为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卡拉贝尔：中美国从剧烈对抗到超级融合
扎卡里·卡拉贝尔是里弗图埃斯研究机构（River Twice Research）总裁。卡扎里·卡拉贝尔在他的著作《中美国从剧烈对抗到超级融合》一文中提出了中国和美国超级融合，形成依附关系的新“中美国”模式。
2011年06月07日《中国完全变成了西方国家的“厨房” 名词解释：什么是“中美国”？》：
什么是“中美国”？
我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超过70%，对外贸易中外资又超过70%，这两个70%反映了中国老百姓天天在为美欧等西方国家生产。西方“经合组织”20多个发达国家中，家家都有中国产品；美国财政收入中超过四分之一是依靠中国购买国债的资金；中国完全变成了西方国家的“厨房”。而为了生产这些产品，中国人民失去了富裕，失去了福利，失去了保障，失去了健康，失去了青山绿水，失去了美好家园，以至于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甚至到了死无葬身之地的绝望地步。
中国经济受制程度，有人借用最近的一个政治术语称呼为“中美国”，这个“中美国”称呼起源于一名叫弗格森的西方知识精英，他写了一篇名为《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的文章。后又被美国智囊卡拉贝尔系统地著成《中美国：从激烈对抗到超级融合》政论书。根据笔者长期的观察，从美国前克林顿执政时代开始，一直有一个把中国捆绑成“利益共同体”的政策，这个政策非常地连续，也是非常坚定，并且被著名的美国战略家、两届总统安全顾问、《大棋局》作者布热津斯基博士与基辛格博士等著名美国政治智囊所推进。
把中国捆绑成“利益共同体”，也就是所谓“中美国”的核心思想其实非常简单，也就是把中国变成西方国家的加工基地，以中国提供资源与人力血汗制造产品，然后被西方国家廉价享受，结果就引成中国生产美国消费这种合作方式，换句话说，中国长工，美国老板。
2011年06月07日蓝海《尼克松建议搞“中美国” 毛泽东为什么不理睬？》：张宏良先生在博客中介绍，早在1972年美国总统第一次访华时，就提出了建设“中美国”的要求，尼克松总统在与毛主席1小时15分钟的会谈中，多次向毛主席建议，中美共同“建立一个世界结构”，“实现一个突破”，“这种突破不仅将有益于中美两国，而且在今后的岁月中会有益于全世界”。强调只有中美两国才能谈得上这个问题，“对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谈不上这一点”，并且向毛主席恳切表示“我就是为此而来的”、“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然而毛主席的回答只是：我就不送你了。……可惜的是，毛泽东去世以后，“中美国”就得逞了。
斯蒂格利茨：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
美国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说：“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将会产生最重要的经济效益。同时，城市化也将是中国在新世纪里面临的第一大挑战。”
这就是今后“中美国”依附经济结构的新纲领：美国把握高端技术当老板，中国通过城镇化的新圈地运动而进一步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继续为美国打工。
程志云：高盛的中国生意
书中描述了华尔街顶级资本高盛如何渗入中国，控制中国经济命脉。1993年，高盛在资本市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一年，公司的税前利润高达26亿美元。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恐怖的数字。要知道，同一年，微软公司的利润还不到10亿美元，其竞争对手美林证券也不过13亿美元。由161个合伙人支撑起来的高盛，甚至比非洲坦桑尼亚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多4亿美元。高盛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保尔森的大力推动。1994年秋天，保尔森登上高盛历史舞台。作为新领导，他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构想发展公司，他砍掉原来扩张计划中的大多数项目，唯独保留中国项目。后来回忆至此，保尔森透露，他希望在任期内完成三件事，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便是健全中国的网络和服务。在保尔森看来，一个志在开拓国际资本市场的公司，错过改革开放的中国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情。因此，他对中国市场投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他的全球战略中，中国市场的重要性甚至超过美国本土、英国、日本和德国市场。对此，前英国石油集团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勋爵印象深刻，他曾这样评价保尔森：“在我与保尔森先生多年的交往中，我时时感受到他对中国情有独钟。”1994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启动。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打开了金融大门。……与前一次参股平安不同，这一次，高盛开始专注于大型国有企业。随着国有企业海外上市呼声愈演愈烈，高盛利用它在金融领域的名号，做起证券承销生意。对高盛来说，这类生意简单且利润不菲，最重要的是，能够打通进入中国主流领域的通道。……在高盛的经销下，中国移动很快从香港和美国两地共筹集到40亿美元资金，极大丰富了公司资本结构。作为中国电信行业的一次民营化尝试，这个项目规模空前，在亚洲金融危机当下仍然成功定价，堪称经典之作。得益于资本市场的成功，接下来中国移动发展迅猛。1998年，中国移动电话用户突破2000万，一年翻了一倍，令人拍案叫绝。两年后，这个数字过亿，中国移动集团正式成立，此后连续九年入选世界500强。……自从1992年第一次访问中国，保尔森每年都会到中国考察，到1997年，已经不下20次。美国投资家中，对中国兴趣如此浓烈持久，实属罕见，在同行看来，保尔森俨然一个“中国通”。……经济危机期间，连续两次担任中国政府承销商，获得国家最高级别债券承销权令高盛名声大振。此后几年，高盛在这条道路上继续高歌猛进，多次担任中国主权债券的发行工作。……而高盛以其百年历史和在金融危机中的持续盈利，在投资银行中“一枝独秀”。高盛在中国也是“星途闪亮”。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进入中国以来，他先是在国企改制上市中赚得“盆满钵满”，后又在收购、运作明星民营企业上市中凌厉凶狠，屡屡成为财经大事件的主角。
这些书摘已经能让国人感觉到，华尔街资本一步步渗透到中国经济的每一个角落，死死地缠注了中国。“中美国”的依附结构已经牢固地确立了。现在之所以提出美国高科技＋中国城镇化的新纲领，就是要把这种经济依附结构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彻底钉死中国。建立如同老牌殖民帝国的英国－印度的帝国经济基础结构。
曾飞：重点投资高端工农业带动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
2013年02月18日共识网《曾飞：中国的战略抉择——城乡融合（下篇）》：“城乡融合”或“城乡一体化”不是单向的社会演变，不是使用权力与暴力逼迫农村人口放弃土地大量逃向城市，搞一次中国式的“圈地运动”，让城市更加拥挤，廉价劳动力充斥，劳动力过剩而流浪汉、妓女成群；更不是在农村掠夺耕地和山林搞房地产开发，设代工血汗工厂，掠夺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毒害中国人，掠夺性开采资源廉价卖给外国，从而让农村凋零，农民彻底破产，而最终让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中国的耕地与粮食生产，彻底控制中华民族的命运。而是双向的社会变革——农村城市化、信息化，城市农村化、田园化；城市辐射农村，服务农村，农村支撑城市，拥抱城市，形成一元化的城乡紧密结合体，互相依存的社会结构体系。也就是把农村建设成信息化的先进农业和完善社会服务的生产生活基地，把城市改造成田园化、生产性、服务型的，与大自然融合的生产与服务中心，而不是寄生的、腐烂的剥削中心和享乐中心，官僚资本的大本营。城乡互动，整体发展，逐步减少差距和对立，走向融合。也是彻底改变中国城市过度依赖外国市场，成为美国经济的附庸，成为美国垄断资本掠夺中国的前哨基地，帮助国际垄断资本吸中国农村的血的殖民地的病态大城市，回归中国独立自主的经济中心的正常状态。是彻底改变中国农村落后、封闭、受城市盘剥而更加贫穷的不正常状态，发展成中国独立自主的经济根基的正常状态。
2013年03月07日草根网《曾飞：投资重点在高端工农业,而不是房地产和转基因》 认为：显然，历来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提高自己的中华民族，要生存就必须学习美、英等发达国家的好的经验，摒弃那些别有用心的肮脏的东西，吸取别人失败的教训，走自己该走的路，绝不能继续当国际奴才。因而，中国除了要重点投资高端制造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绿色新材料、绿色新能源和先进军工，同时还必须重点投资高端农业，维护中国精耕细作农业的优势，使其迅速现代化，跃居世界领先的水平，确保国人的食物安全，而不被美国等西方转基因等垃圾食品入侵而使民族素质急剧下降，直至衰败。中国投资重点只能放在高端工农业而不是房地产，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重点投资高端工农业提纲挈领，带动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而大量投入在房地产只能使本来就稀缺的资本和资源变成死的空置房，不能持续发展。对此视而不见，甚至背道而驰，故意把投资重点放在以城镇化为借口的房地产和转基因农业，自宫自残，断送民族的前程，那不是脑残就是美国的内应。
邓小平：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4 年P65）——显然，中国农村是否发达起来，农民是否富裕起来，城乡是否融合，至关紧要。绝不能形成美国高科技，中国城镇化的依附经济格局从而让中国农村凋零，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任由美国盘剥，这必然动摇中国社会的稳定。
邓小平在1990年7月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曾尖锐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7页。)——显然，只让少数人富裕，并且与国际垄断资本勾结起来，残酷盘剥绝大多数人必然引发革命。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这里，邓小平提出来“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命题，实际上也就是认同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贸，这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全民所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级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我们讲共同富裕，但也允许有差别。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要得到证明。如果我们搞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人类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显然，对付与国际垄断资本勾结起来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必要时还得使用专政手段，否则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将无法保证。
习近平：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
2013年03月06日新华网《习近平最新讲话：深化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习近平强调，我国经济已由较长时期的两位数增长进入个位数增长阶段。在这个阶段，要突破自身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改善人才发展环境，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尽快形成一批带动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坚持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整体提高先进制造业水平。
习近平的主张显然符合经济的发展规律，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经济振兴，有利于保障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
但这样的主张却妨碍了中国官僚资本依靠中美国的依附关系继续掠夺民财的美梦，因此他们必然拼死反对和阻挠。没有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自觉支持，绝对不可能实现；没有人民民主专政的保驾绝对无以实现。
小结：现实有利于创新推动理论，不利于城镇化投资拉动理论
厉以宁和林毅夫的理论分歧点集中在发展的推动力上面。厉以宁主张依靠投资拉动，赞同美国设计的举债40亿城镇化拉动经济，保持“中美国”的美国高科技与中国城镇化的依附结构。而林毅夫则根据依据自己的新结构主义理论，主张中国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持续发展经济。
林毅夫教授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期间，针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既不能解释当今的很多经济现象也不能帮助政府制定好的产业政策的问题，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概念。在贫困国家如何赶上富裕国家这一纠缠“经济学人”半个多世纪的问题上，历来学者观点很不一致，二战后奉行结构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缩小差距的办法是改变两者之间的结构差异，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发达国家所拥有的重工业和现代化产业。在七十年代结构主义走向终结后，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第二代经济发展理论主张用休克疗法彻底根除结构主义造成的扭曲。然而华盛顿共识并没有让穷国变富，八九十年代的平均增长率甚至比六十年代的还低，危机频发，80年代和90年代也被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基于此，林毅夫教授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认为结构主义和华盛顿共识都没有注意到各个国家在不同阶段的产业优势。结构主义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认为问题在于市场失灵，而华盛顿共识正好反映出另一个极端——政府失灵。在吸收两者的不足与教训的基础上，林毅夫教授总结了东亚、拉美与南欧等国家与地区发展的经验，中国、越南等双轨制国家的经验以及世界银行对发展经验的总结。“新结构经济学”重在以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自生能力为基础，以市场为核心，以价格为企业提供决策信号，由政府解决外部性与协调性问题，最终实现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经济不断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变迁赶超发达国家这一问题上，林毅夫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表面上是收入赶上发达经济，深层上是产业结构赶上发达经济，更深一层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必须赶上发达经济。在发展和结构变化过程中，不仅是产业与技术变迁，还有各种基础设施亟待改善。因此，新结构经济学为经济发展问题开出的药方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同时需要政府为经济发展提供便利，具体体现为“增长识别与协调”六大步骤：第一步是找出与自身产业结构类似、且人均收入约为其两倍的、发展迅速的国家作为参照模型。找出被参照国在过去二十年增长迅速且可交易的产业；第二步是如果参照国里已有民营企业进入上述产业(不管这些产业是已经出现的，还是正在出现的)，政府应识别造成这些企业无法良性发展或者阻碍后来者进入该产业的障碍，采取措施消除这些障碍；第三步是如果参照国中没有民营企业进入上述已经在被参照国发展迅速的产业，政府应采取措施吸引外资进入这些产业，这些外资应该来源于第一步中已经识别的被参照国，也可以在这些产业中培育本国新企业；第四步是除了培育上述被参照国内发展迅速的产业，政府也应该注意识别本国民营经济体在新产业里的成功创新，支持它们发展壮大；第五步是在基础设施落后、商业环境不够友好的国家里，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可以用来消除企业进入的障碍、吸引外资和形成产业集群；第六步是政府应当为已经识别的上述“先锋式”企业提供限定期限的税收优惠、直接信贷投资和外汇支持。新结构经济学家们希望通过以上措施建立开放性的利用后发优势的经济体和具有竞争力和强大的外部性支持、包括强大的财政账目、更少的内生性危机和可以为反周期操作提供更大空间的财政政策，从而达到较大的经济盈余，较高的投资回报，较高的储蓄和投资等目标。最后，林毅夫教授提到，如果能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挖掘后发优势，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速度都会比发达国家更快，都应该有潜力维持每年8%左右的经济增长20—30—40年。经过一代或两代人，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收入国家。（来源：2012年12月11日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学术演讲）
哪一种发展模式更切合中国的实际，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呢？
请看现实。
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广东：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全面减速》：在外围需求大幅减弱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今年以来广东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全面减速，宏观经济运行面临2008年以来最为严峻的下行态势，对倒逼全省经济加快转型升级提出了更为迫切的内在要求。广东省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广东进出口大幅放缓，增速接近“零增长”。1-2月，全省累计完成进出口1268.4亿美元，同比增长1.1%，其中出口734.6亿美元，仅增长0.7%。 在投资方面，尽管房地产逆势大幅增长，但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依然呈现回落态势。1-2月，广东房地产开发投资546.84亿元，增长40.0%，增幅提高14.8个百分点。但同期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478.59亿元，增长14.2%，增幅同比回落0.5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457.85亿元，增长11.7%，增幅回落5.4个百分点。 在内需消费品市场方面，增速也明显回落。1-2月，广东累计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68.18亿元，同比增长10.4%，增幅回落5.7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市场销售额为483.55亿元，增长7.5%，增幅回落8.1个百分点。由于“三驾马车”全面减速，1-2月广东经济运行明显回落，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呈现明显的下行态势。作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同期广东的工业生产大幅回落。1-2月，广东累计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66.80亿元，增长5.0%，增幅为2009年7月以来最低，同比回落10.2个百分点。在宏观经济运行趋向严峻的局面下，广东财政收入出现近年来少有的“个位数增长”。1-2月，广东累计完成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999.42亿元，增长9.6%，增幅同比下降13.7个百分点，为2009年12月份以来最低；其中税收收入830.65亿元，增长3.6%。
2013年1月9日羊城晚报《广东2012年财政收入完成14724亿元 同比增7.72%》：广东省财政厅昨天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据初步统计，2012年来源于广东的财政收入完成14724亿元，全省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累计完成6228亿元。财政收入总量，连续22年位居全国各省市第一。 省财政厅厅长曾志权在汇报时表示，根据初步统计，2012年来源于广东财政收入完成14724亿元，同比增长7.72%；全省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累计完成6228亿元，同比增长12.96%；省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381亿元，同比增长13.21%.在支出方面，全省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累计完成7267.79亿元，同比增长8.21%；省级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累计完成761.66亿元，同比下降5.10%。
广东的房地产投资拉动，代工出口拉动，在美国等经济不景气的国际结构之下全面减速，不可持续发展。
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2年厦门财政收入739亿元 增长13.4%》：2012年，在市委的正确领导和市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全市各级财政部门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积极发挥公共财政职能作用，着力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强管理，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协调发展，财政运行情况良好。 （一）公共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1.全市财政总收入完成7,394,617万元，增长13.4%。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93,659万元，支出95,186 万元，加上上年结余4,276万元，收支相抵，全市结余2,749万元。……保障民生福祉，公共服务水平得到新提升 加大对就学就业和“医食住行”等民生领域的投入，2012年民生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达67.8%。促进教育优先发展。教育投入26.5亿元。在全省率先实现义务教育阶段标准化建设、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免学费，统一全市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全面完成校舍安全加固工程，新建、改扩建23所公办幼儿园，建成13所中小学；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贴，对民办中小学购买国标校车给予补助。推进医疗卫生改革。医疗卫生支出12.7亿元。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60元；居民医保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分别提高至50%和75%；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提高到年人均40元，家庭参保人员实现医保互助共济；第一医院急诊综合楼、口腔医院新院等投入使用，基层卫生机构设施设备进一步完善。持续办好惠民实事。支持“菜篮子”工程和平价商店建设，增配食品安全检测设备；投入12.7亿元建设2.9万套保障性住房；提高低保补助标准和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对困难残疾人发放生活补助；7.4亿元支持公交发展，新增与更新公交车450辆，建成一批停车楼及人行天桥；4.3亿元支持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施综合警务改革，治安防控设施向偏远地段布局，“平安厦门”建设深入推进。推进同城发展，城乡统筹协调迈出新步伐，加大公共投资力度，全力推进岛内外一体化和厦漳泉同城化建设。城市拓展全面提速。筹集270.3亿元保障重大项目建设需求。龙厦铁路建成通车，厦安高速主线、厦漳跨海大桥全线贯通，城市对外辐射能力提升；海沧隧道连接线、滨海东大道开工建设，岛外新城产业布局、市政路网等初具雏形。强农惠农成效显著。支农支出8.7亿元。水利设施建设投入大幅增加，完成莲花片区等14个村（居）自来水管网改造；鼓励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落实生态补偿、农村劳动力社保补差等政策，及时发放各项惠农补贴，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人居环境持续优化。节能环保支出10.1亿元。推进筼筜湖排污口截流工程，东溪流域等河道整治进展顺利；东部垃圾焚烧发电厂试运行，九龙江北溪引水左干渠改造工程投入使用；实施沿街建筑立面和景观改造，提升绿化彩化水平。
2012年12月11日《厦门市高端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高端制造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既涉及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先导性产业，也包含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进产业向高端环节转移等。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全球新一轮产业发展大潮的到来，各国都将目光投向了高端制造业，纷纷出台各种措施，希望通过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重塑产业竞争优势。厦门作为我国最早改革开放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制造业从小到大、从模仿到创新、从制造到创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品牌建设等都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已经成为海峡西岸乃至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在新一轮的产业发展大潮中，厦门如何才能确保产业优势，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科学发展、跨越发展？高端制造业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厦门市高端制造业总体发展情况：改革开放以来, 厦门市制造业发展迅速，在经历了起步期（1981-1990年、年均增长21.1%）；增长期（1991-2005年、年均增长20.7%）；平稳期（2006-2010年、年均增长9.1%）后，实现了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在产业规模迅速壮大的同时，工业效益不断提高，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业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011年，厦门市有高端制造业（规模以上，下同）企业631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27.5%；实现工业总产值1564.46亿元[2]，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4.7%；实现增加值324.89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30.8%，比上年增长20.6%，较2006增长73.4%，5年年均增长11.6%。其中电子信息、高端装备、高端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能源设备、汽车、海洋高新、节能环保制造业等产业分别实现增加值178.80亿元、28.53亿元、68.32亿元、7.18亿元、6.53亿元、26.38亿元、2.78亿元和6.39亿元，较上年分别增长25.7%、11.8%、21.6%、13.61、10.0%、9.2%、2.0%和1.7%，较2006年分别增长49.4%、46.9%、134.4%、24.1%、127.1%、307.3%、523.4%和79.9%。高端制造业高附加值、高辐射、综合效益高的优势得到进一步显现，对厦门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
厦门注重创新，发展高新企业，国营经济成为主力军，因而能够不受国际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持续高速发展。
这两个不同发展模式典型的现实情况，显然有利于创新推动，后发优势推动的林毅夫理论，但不利于林毅夫民营为主的具体主张，显然支持了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是主力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同时，不利于投资拉动，城镇化投资，振兴房地产与代工企业拉动经济的厉以宁理论。值得国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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