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这篇文章批判了唯条件论的马克思主义的荒谬性，同时论证了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合理性，揭示了那些唯条件论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纯粹现代版空想社会主义，以当前它们的目的是要告别革命和反对革命讲，实际是共产主义叛徒和真敌人。
1、改革开放以来，有一类观点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论，认为新中国搞社会主义早了，不具备必要的条件。这类观点现在甚至已经发展到了用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的个别观点词句，反对十月革命以来所有共产主义实践的程度。在他们那里,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不再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代表的十月革命所开辟的共产主义实践有关，而仅仅是马克思个人的个别语句和教条.他们就是用这种他们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个人的“主义”——他们依然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来反对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告别革命的。实际就是打着马克思的旗号反对社会主义。
但一问他们搞社会主义具体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他们就语焉不详了。
或者说“等工业化完成吧”。但工业化也还有个是靠社会自发的完成，还是靠国家和社会有组织的完成的问题。是靠自发的力量完成这个工业化更有条件呢，还是靠党的领导把群众组织起来完成这个任务更有条件呢?这个地方，他们又避开了。因为他们从理论到理论从来是不讲实际的。
或者，他们干脆搬出马克思的一段话来搪塞，哪句话呢?
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社会主义“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如此而已。
言下之意，在中国这么个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落后国家，就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违背规律的。
你看有道理吧，不过别急。首先，马克思时代的共产主义多数还在书斋里， 马克思的话也不是教条，不一定时时处处都对。并且即使有这么一段话在那里，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也从来并没有因此就丧失革命信心，要告别革命和反对革命，而是始终如一的积极的坚持无产阶级的世界联合和推动世界革命。
然后，你看这话题好像又回去了。这里关键是，社会主义“在它的物质条件的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到底是什么?这里实际是又回到了搞社会主义的具体条件的问题。这里，这些人又要语焉不详了，说多了不过是扯皮。
那么，共产主义革命的具体条件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工业水平的高低?
好像是，但又好像不是。
好像是，是因为：在马恩看来，现代共产主义正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没有工业革命，没有机器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这个问题的出现和持续发展，就产生不了最终消灭私有制建立共有制即共产主义的历史需要。
但又好像不是。
比如，现在西方的工业水平够高了，如今都要工业4.0了，但也还没有走向共产主义的迹象(有人又会在这个地方扯皮，但关于西方因为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相对后进国家的军事金融和技术优势，成为剥削民族，对外转嫁危机缓和自己国内危机，暂时还没有走向共产主义的问题，已经是另外的话题了，暂时不述)。这说明非人的物质因素，虽然历史的看是社会进步和变革至关重要的根本的革命的因素，但并不就是直接的革命因素。
社会变革中，直接的必备的革命因素是人，是迫切需要改变社会的人。只有人，才是社会变革中最革命最能动最直接的因素。一切非人的物的因素的改变，只有通过人的意愿和力量的改变，才能最终产生出变革社会的力量。
因而，这里的物质条件不是非人的物质条件，而是人这个具体的物质条件。有了产生了要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人——人少了不行，要很多人，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形成了共产主义的党，还要取得了社会的领导权，得到社会多数人的响应。这才是个具体的直接的物质条件，当然也是具体的精神条件。这才是可以搞共产主义所真正需要必备的直接具体条件。旧社会的胎胞中如果还没有形成要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人并掌握政权，如果没有形成这个必备的直接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共产主义新社会确实是绝不会诞生的，即使其它物质条件再先进都不能。
而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和中国，之所以可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绝对是有这个物质条件的，它既有共产主义党的领导，又有多数人民群众在阶级斗争中的已经组织起来，和追求平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意愿。所以苏联中国在革命成功以后，诞生新社会，就是必然的了。
马克思说的物质条件，就是这个东西。标准的说法，是无产阶级(组织成自己的政党)的登上世界政治舞台。正因为此，马恩才毫不动摇的参与和推动共产主义革命。
说到这里，有人立即就要出来制止了：打住打住打住!你脑子没发热吧?人家马恩是在先进国家搞共产主义，你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搞共产主义，你有那个生产力基础吗?或者说：你不是说现代共产主义的前提是工业革命吗?中国哪经过工业革命了?
好!这个问题问的好。
不过，这个问题实际上依然还是上述物质条件论的同意反复，只是问题提的层次又高了那么一点点。
首先，中国到底有没有搞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呢?
我告诉你，有!并且绝对有。不是极左脑子发热，是真的。
为什么呢?
这关系到对生产力的理解。
2、我们一般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人理解生产力，大多都是从考察人类社会本身的历史变化的角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的矛盾运动方面理解这个生产力的。从这个角度看生产力，因为我们看的是人本身的历史变化，所以作为历史参照物的生产力，往往就是被很多人抽除掉了人本身这个最重要因素的生产力，或者说是只留下了物的因素的生产力。但这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本意。所以，当我们考察这个生产力的历史变化的时候，很多时候往往就只是在看人类各个时期使用价值性质、劳动资料性质、和劳动对象的性质等等物的因素方面的历史的变化。是采猎还是农业，是石器还是铁器，是手工还是机器。实际这是从物的历史变化来看人本身的历史变化的。由于，长时期以来那些占据舞台的理论宣传者多也是这么宣传的，就更加深了生产力物的理解在群众心目中的印象。
但这实际只是个错觉，因为考察任何时代的生产力，都不能忽略当时人们分工协作的发展状况，或说人们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发展状况。唯物史观是研究人本身历史变化的科学。在人的历史变化中，物的因素的历史变化，确实在人类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中起到了基础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虽然很多人把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力做了物的因素方面的理解，这有些片面，但也无大的过错。但这只能是在观察人或社会的历史变化的时候看待生产力问题的角度。
而在现实的生产中，我们看待现实的生产力绝对就不能这么看了。在现实的生产力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应该人。人才是现实的社会生产中现实的生产力中第一位的要素。尤其在机器生产发展起来之前的阶段，人本身的分工协作的发展状况绝对是人类最重要的生产力。而物总是人造的,只要有了人，有了人的需要，有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总会有适当的工具和原材料——也就是物，被创造出来,并适应于人的这个需要。在现实的生产中，人们总是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从现实的物质条件出发，创造性的实现着自己的各种需要的。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地也就创造着自己物质条件的发展。
比如，中国人民有发展自己工农业和科学事业的需要。这个需要是第一位的。有了这个需要，我们就搞成了各种规模庞大的工农业工程，我们就搞成了杂交水稻，我们就搞成了人工胰岛素、青蒿素，我们就搞成了拖拉机、汽车、火车、飞机、计算机导弹原子弹卫星激光等等等等。而所有这些第一位的需要，又让中国人民产生了进一步的需要，也就是发展自己物质生产条件的需求。于是中国人民又发展了自己的机器制造、机床、生产自动化，能源、材料等等生产行业。而所有这些又总是都是产生了这个需要的人，即中国人民，自己干出来的。
所以，有了人的需求之后，要实现这个需要，作为劳动者的人，就是第一位的要素了。有了人就会有一切。
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成了那么多高精尖的东西，按理说我们的物质条件够不够呢?如果要那些物质条件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我们的物质条件一定是不够的。而这个物质条件是等不来。所以，什么时候也不能死等物质条件。不是物质条件决定，而是人决定。人本身就是条件，有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我们因地致移、因时致移，有条件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们就真的干成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在现实的生产力中，物就绝对不是主导因素。
这其实和革命年代一样。如果按照物质条件决定论，共产党一开始就几个臭书生，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枪没枪，还打什么天下?简直就是疯了!人民军队也一样，“小米加步枪”，你怎么打的过国民党和日本人的飞机大炮?要是听物质条件决定论的，根本就不要革命了，念头都不要有!但共产党坚信，只要有了人民的革命需要、民族的革命需要，只要有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一定会有人。而只要有了人，就一定会有革命所需要的一切，包括一切先前所缺乏的必要的物质条件。所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真的成功了。
这些人其实没有搞明白，马克思本人其实从来都是在强调人的主导地位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反对忘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只知道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的旧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不过是从人的外部联系看人的内部联系的方法。而这个外部联系就是生产和生产力，它既包括人，也包括物，物先进，生产力自然发展。但主要还是人，人以及人的生产力组织形式还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能动的因素。马克思研究机器工业之前的生产力，研究的主要是各个时期人的交往和分工协作的历史状况，即人的生产力组织形式，工场手工业、分工和协作、集合力、社会的分工，社会集合力。这里实际马克思始终是把作为劳动者的人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看待的。工业革命以后，虽然机器生产发展起来了，但只要人的劳动还存在，人的组织形式，就还是生产力的基础和前提。
由此可见，物质条件决定论是多么的荒谬!它实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甚至有些人是在故意歪曲。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却恰恰是把自己导入了上面的那个错误的扭曲境地，把考察人的历史发展中的对生产力经常出现的那个以物为主导的理解，错误的套用到现实的社会生产中来。这样，就必然的让他们的物质条件决定论，误入了一种刨除了人这个最革命最能动因素的错误的生产力理解，从而导致一种现实生产中错误的唯生产力论：如果以某种物为代表的生产力不具备，就认为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条件。这一方面是要共产主义处于无限的等待当中，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推向遥遥无期，使自己沦为一种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纯粹现代版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方面必然的导致已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业革命落后国家从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必然的倒退，从而最终又使自己陷入了一种实际的反革命的境地。
相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绝对不是这么认为的。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就是生产力。把人组织起来就是生产力。现实的生产力首先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的目的，人本身作为劳动力的分工协作或说组织化。这种分工协作或组织化，不管是由奴隶主组织，还是由封建主组织，还是由资本家组织，还是由共产主义的先锋队组织，只要把它组织起来了，就会形成特定的生产力。现实的物质生产，本身就是为社会生产的目的需要组织劳动力进行使用价值的生产。社会的性质不在于物本身的性质，而是在于劳动力组织形式即人们劳动关系本身的性质，同样的劳动力，交给资本家去组织，就是资本主义，交给共产主义的先锋组织(党委、支部)组织，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已经就是)。
从这个角度讲，在中苏这样的落后国家，革命胜利以后由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各级组织，根据各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的总体规划和需要组织劳动力有计划的发展各种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社会生产，就是最有条件的。难道还会有相反的结论，在当时还会有什么资本家的组织，比共产党的组织，更具有对劳动力的组织动员水平和能力吗?
懂得了上述，结论实际就不言自明了。在革命胜利的落后国家，凤毛麟角的几个资本家和共产主义先锋队的组织力量是根本没有办法对比的。
3、为了生产使用价值，社会化生产的条件无非两个：一是大量可供使用的劳动力，一是社会生产过程的组织者。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劳动力是要靠资本也就是钱组织的，所以资本主义的条件就变成了一定数量的资本或钱，和一定数量具有社会生产组织经验和能力的企业家。
我们知道如果不靠坑蒙拐骗巧取豪夺(这些革命也否定了)，光凭饼子油条的辛苦劳动，资本的积累一般是非常缓慢的。我们即使不考虑国际资本的作用(其实光国际资本一条就已经否定了落后国家走资本道路的可行性)和小生产对国内市场形成过程中的阻碍作用，单凭私人资本积累的低效，就已经决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落后国家快速工业化的非适应性。而考虑到强大的国际资本的打压，它的生存实际都是成问题的。
而企业家也是在资本家普遍的互吃中慢慢形成的。资本主义的企业成活率太低，淘汰率太高，落后国家初期市场的不成熟(小生产盘踞市场，淘汰掉小生产势力或说小资产阶级势力是有个历史过程的)更加扩大的加重了这一趋势。再加上资本家个人作为人的局限性。所以，资本主义条件下出个真正的企业家是不容易的，套用一句老话，叫一将成名万骨枯，一百家企业能坚持十年以上的十家八家就不错了!很简单，挣的起赔不起，资本主义企业是一刻挣不到钱都要面临倒闭关门的。
而共产主义的生产(包括社会主义阶段的生产)就不同。本质上共产主义生产是不需要钱这个东西来调度劳动力的。共产主义生产直接的就是根据需要劳动力的有计划的组织调配，是种公共劳动。它的生产组织者，是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各级组织。它不需要资本的积累过程，就可以根据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全面规划直接组织规模庞大的工农业公共劳动生产协作。共有制企业是群众性的公共创业平台，每个人都可以尽自己的能力做事，所谓各尽所能，而它的领袖也是在群众共同的公共劳动实践中自觉涌现出来的，因而这也克服了私人企业整个企业系于企业主个人的作为一个人难以克服的那种个人局限性。而只要各尽所能的群众公共劳动平台有了它的领袖人物，公共劳动就没有搞不好的。再就是公有制企业的生存能力总体上也仅仅是根据它满足社会所需求的使用价值的能力，这与挣钱与否挣钱多少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就是苏联中国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实践历史合理性的理论依据。
《资本论》已经告诉我们，社会化生产的条件，就是组织劳动力生产使用价值。在这个有知条件下，在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已经可以替代资本调度劳动力，共产主义的先锋队组织，已经可以替代资本家企业家组织生产过程。在这个条件下，还要去死守只有资本才可以调度劳动力，只有资本家才可以组织生产过程的经，就已经是绝对错误的了。难道我国那些在党委领导下的已经跻身世界前列的金融、工业、科学企业事业单位，不是已经用实践证明着以上事实吗?难道我国曾经在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涌现出的在党委支部领导下的遍布全国的社队企业，它们现在有些已经发展成了庞大的企业集团，但依然在党委支部的领导之下，难道它们的大面积存在不是用实践证明着以上的事实吗?难道我国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工业和技术强国，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凭什么说共产主义的党委会支部委员会就比不上资本家的董事会呢?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改进，但这只是说我们本应该可以组织的更好，而不是说，这个东西本来不行。难道资本家的董事会就没有问题吗?我看资本家的董事会本身就是个问题。
所以说在这个条件下，只要有了可以替代资本家的劳动力领导组织力量组织社会生产，就已经具备了搞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的物质条件，就可以不失时机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建设了。这是合于历史规律的。
因而，规律不是资本主义这个具体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而是根据需要有计划的把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只要是规律被人们掌握了，规律的表现形式——那些具体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就一定也要变化，旧时代的组织形式(比如资本主义的)就要被新的组织形式所取代。而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就是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
以上，也就是说只要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代替资本家的领导，只要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已经被组织起来，就有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条件，并且，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关系就也已经是符合了历史发展规律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的了。这已经为中国人民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践所充分证明。
实际上，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人类就已经可以结束像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那样的盲动的自发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而进入在共产主义公共劳动自觉的组织社会生产的时期了。
由此可见，那种实际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推向遥遥无期的，消极等待着某种物质条件的实际的现代版空想社会主义——假马克思主义，是多么的荒谬!
这些人闭起眼睛来，故意不看中国共有制公共劳动已经在50-70年代快速大规模超前完成了国家工业化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这个结果，说公有制不适合生产力。但如果在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完成不叫生产力，那什么还可以叫生产力!如果现在回到新中国的起点，如果从零开始，像毛泽东时代一样达到社社有工业，你们认为是公有制来的快快，还是私有制来的快呢?是集体办企业容易，还是私人办企业容易?对农村的工业化，集体或是单干哪个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现在仅凭单干农村一家一户小生产自身的力量，农村还有没有走向工业化的机会和可能!
说公共劳动公有制不如私有制有竞争力。但中国现在真正有经济技术实力和国际资本抗衡的企业，也还是带有公字辈的企业(虽然它已经开始资本化了)，中国经济能独立自主，也还要这些公字辈的企业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在这点上，私人资本如果没有共有资本的抗衡，还能经受住国际资本进攻吗?
说公共劳动不灵活不适应市场经济，还是私有制适合市场经济。但中国的社队企业到今天在市场上打拼也已经三十多年了，有很多到今天也还依然在按照公共劳动的路子在走。难道这还不是公共劳动对市场环境，甚至对资本环境高度适应性的最好说明吗?在社会主义阶段，市场不过是公共劳动间的交换。公共劳动实际并不影响它对外表现的所有权。商品交换是以所有权为前提的，而非是以私有制为前提的。只要保留公共劳动一定的所有权形式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非要把它搞成私有制来解决呢?
这些人不相信党委会的领导。一开始迷信一长制领导，后来则迷信资本主义董事会的领导。当他们迷信一长制私人领导的时候，他们忘记了私人独裁的危害和局限性。即使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都要摒弃它的私人企业的形式，发展平台式企业的形式，为的什么呢?为的是平台成员各尽所能而不是人浮于事，为的是克服企业系于资本家、CEO于一身的个人局限性。而共产主义的企业，本来就是各尽所能的公共劳动平台，现在倒要倒回去成为最原始最落后的私人独裁式的了!而当他们迷信董事会的时候，他们又忘记了董事会也不过是只关心关心利润和分成，它没有任何地方比共产主义的党委会高明。实践中不管是国有的还是集体的公有制企业，作为公共劳动领袖群体的党委领导干的一点都不差。
改革中只要是放弃党组织领导的地方，不管是单干，还是承包私有化，实际无不是放弃党的领导，向自发势力和资产阶级的投降，让组织起来的群众散伙掉。
4. 这些人实际上是错误的理解了世界市场形成以后,已经并入世界历史进程的落后国家的生产力决定。
按着这些人的逻辑，落后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力决定，就好像是孤立于世界历史进程之外的落后民族自己落后生产力在孤立的决定，与外界没有任何关系。按照他们的逻辑，落后民族落后的生产力自己当然就决定不出什么先进的社会关系，比如大清朝的落后生产力就不应该决定出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革命，更不可能决定出共产党，大清朝的轿子最好还应该满街跑;西藏的的落后生产力，就更不应该决定出百万农奴的社会主义解放。
但事实却不是那样。这里的生产力决定其实也已经不再简单是工业革命先进民族生产力决定的问题——那么说也可以解释一些问题，实际是掌控了规律觉悟了的人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已经在选择和决定的问题。是中国人民见到了现代工业文明，就可以自觉的选择决定搞现代的工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康有为孙中山)，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道理，就可以自觉的选择决定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
恩格斯讲，自由是让规律为人服务。毛泽东讲，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最终强调的是主体对客体的自由问题。强调只要客体或必然被人类认识了，人类就可以获得对客体或必然的自由(我们以往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新唯物主义，只是这一实践过程中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方法)。只要德国日本认识了工业革命的厉害，就不可能还去徘徊中世纪封建主义的落后，它们就可以通过剥削关系的资本化，人为推动自己的工业革命。俄国中国本来也是如此，但只要有机缘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再造未来，它们就也不可能放过共产主义这个更好的发展自己的机会。这本身绝对是符合规律的。只是自觉实践和自发实践相比规律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而通过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形式组织劳动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最终组织人从劳动中的解放，就是规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表现形式。这绝对是符合规律的。在人民革命后的自觉实践中，绝不是等工业革命完成了再去发展共产主义，而只能是先搞好生产关系然后通过共产主义再自觉的发展工业革命。这就是对那些为什么世界上要先有了工业革命才有共产主义，而中国可以先有共产主义再有工业革命问题的最好回答。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不是机械的决定论，一切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只有放到主体认识客体并要取得对客体自由的这个角度理解才是正确的。
我们这么说，也并不是说公共劳动的生产运行机制就不需要改革完善，也并不代表当国外工业技术水平还比较高的时候，就不需要对外开放。但这种改革和开放如果完全演变成了私有化，演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就一定是走错路了。而这些人实际就是只相信资本主义，而不相信共产主义。说好听点他们认为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但什么时候才可以再回到社会主义呢，怎么样才可以回到社会主义呢?他们就支吾了。说不好听点，也是他们的实践结果，他们目的实际就是要反对革命，是对已经取得辉煌成绩的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彻头彻尾的否定，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背叛。
当然，这也并不是要反对在共产主义公共劳动还不能满足社会生产所有需要的时候私有制私人劳动领域的一定的补充作用。但那个东西要有个度，也不能成为整个社会运动的方向。社会主义实践中，政策根据情况虽然可进可退，但围绕工业革命和公共劳动关系的自觉的完善这个核心，不断地巩固和发展以共有制和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依然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方向。一旦这个方向有变，开始以私有化为方向，或说私有制的发展超出一定的度，这个社会的性质就要变化了。
而社会主义阶段，要想坚持住社会主义的方向，就要坚决的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这种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唯条件论的、最后只迷信资本主义的、现代版空想社会主义。
5.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优势很多，我在《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中已经有讲，这里不再累述。
由于这些优势，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实际给我国和世界人民，提供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工业革命道路。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工业革命道路，是一条自发的力量在起作用的道路。工业化工业革命要发展，资本的积累就要发展。资本的积累要发展，大众的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就要发展。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反过来又要阻碍工业革命的发展。这条道路是条社会严重分裂对抗的道路。
我不否认由于世界交往的存在，某些老牌资本主义工业国对外转嫁危机，它们内部在一段时间内好像看似还是不错的。但这个自相矛盾对立最终自爆的趋势，从长远看不会错。它们不是自爆，就是在竞相的危机转嫁中互相挤爆。
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工业革命道路，则是一条自觉的道路。由于公共劳动消除了社会的绝对对抗性，所以它最大化的避免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多数社会成员无产阶级化的痛苦。虽然也不是不会出现失误，但它实现了对社会发展的总体的规划，实现了工业化超常规和高速度的发展。比如，苏联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就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大工业国，后来成为工业科技文化教育各个方面世界一流的超级大国;中国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也变成了一个世界主要工业国，为后来的进一步跃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朝鲜则从战争的废墟中起家，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是世界中等发达国家，非农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70%。然后，在它的未来发展当中，社会主义还是人类通过工业革命从劳动、资源等自然束缚中解放的直接通道。至于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直接通道，大家知道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工业革命进程的愈来愈强烈的对抗，就知道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共产主义公共劳动是绝对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也是经受住了历史考验的，而并不是如人们所传言的那么失败。
如此，中国人民就更不应该忘记这条来时的路。
随着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越来越资本主义化，随着工业革命机器生产代替人力劳动的持续发展，未来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生产方式在中国最终将难以为继。从现在起二十年内，伴随着巨大的社会生产生活危机，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对中国人民在工业革命中的解放意义，终要重新显现。
公共劳动的道路，依然是中国人民未来要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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