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医疗卫生体系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西方国家宣传自己所谓的优势的时候，也经常炫耀自己的医疗卫生体系多么优秀。不过，假设以人均寿命这个相当重要的指标来说，如美国在去年人均寿命下降了1岁，在此之前，美国已经连续三年出现平均寿命下降。
美国的人均寿命下降有不少因素导致，比如近些年自杀率上升，阿片类药物和软性毒品泛滥等，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医疗体系问题。毫无疑问的是，美国的医疗技术是最发达的。这样的发达到了什么程度呢？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指数，美国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之和都高，全球药企排行榜前五十，美国企业占据了一半，全球医院排行前十，美国占了四个。从任何一个数据来说，美国的医疗发达程度都是举世无双的。
但是与此同时，美国的医疗成本也十分惊人，美国医疗费用占据GDP的18%，远高于中国，也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水平，这样惊人的数字代表着巨大的压力，按照哈佛大学在2009年的研究，美国人的破产申请之中，有62.1%是医疗费用直接或间接导致的，这是个相当可怕的数字。
很显然，美国高昂的医疗成本，它主要并不是个技术问题。不可否认，某些先进的技术确实价格不菲，但是总体的医疗成本高昂，绝不是技术导致的。大多数人的问题，并不需要那么先进的技术。而美国的医疗成本高昂，是全方位的。
举个例子，比如说部分糖尿病患者需要长期使用的胰岛素，生产胰岛素的技术已经是十分成熟的技术了，但是在美国，胰岛素的价格显得相当不友好，一支就要上百美元，这是大多数发达国家胰岛素价格的数倍，而部分医疗保险公司更是把胰岛素移出了报销名单，这让许多患者苦不堪言。毫无疑问，这件事情与技术没什么关系，这是个明显的利益问题。
再举一个例子，为了针对突发的过敏性休克，科研人员开发出来了肾上腺素笔，便于在抢救的时候注射，这本来是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好事。但是随着迈兰公司收购了这一明星产品，这一本来算是有性价比的产品，七年之内涨价了超过400%，与此同时，该公司的CEO的薪酬则上涨了超过六倍。而这个CEO的父亲，还是个州参议员，他同时推动了一项《学校获取应急肾上腺素法案》，要求学校把抗过敏药物，作为基础的必需药品。这显然是一门好生意。也难怪美国人民经常去古巴看病了。
这些已经十分成熟的技术尚且如此，先进的医疗技术遇到的情况，就更微妙了。这些最优秀的医疗技术，要面对两个问题，一个是新的，先进的产品，本身就容易成本高昂，大多数人难以享受；另一个问题在于，因为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有钱人和穷人，得的病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这是个相当有挑战性的问题。
按照最新的研究，最富有1%和最贫穷的1%，寿命差距已经超过了十年。十年的平均寿命差异，相当于中国和卢旺达的人均寿命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群的好发疾病肯定是天差地别。而现在医学发展的趋势里边，有一个就是精准医学，简单说就是对于疾病的细化区分，甚至到了同一个基因发生突变，都可以划分十几个类型的程度。
从技术上来说，这是绝对正确的发展方向，但是在研发来说，这可能就意味着，研发的方向，会更加集中在某些更加有经济能力的人群身上。毕竟，方向细化了，就意味着覆盖的人群少，那么为了更多的利益，取舍是在所难免的。医药公司虽然总是说着理念与慈善，但是说到底，资本运行的规律是利润的最大化，慈善对于这些公司来说，很大程度不过是一种性价比极高的宣传工作罢了。
有一个基本的道理，不管再怎么神奇的医疗技术，也要能享受到，才有意义，从刚刚这些角度来看，美国每年3.5万亿美元的医疗产业可以说是有些畸形了，总是把经济效益摆在人命之前，那么统计数据就会真实的告诉大家结果。但是说到底，这并不是单纯医疗产业的问题，美国的医疗产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说到底是美国社会的问题，与新自由主义的风气，有着巨大的关系。
美国人也不是没有想过解决这种问题，奥巴马医改就是一个尝试，但是最后却落得一地鸡毛，这是奥巴马或者民主党能力的问题吗？无论谁都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能力问题。但是显然，他们忽视了，或者说看到却装作没有看到一个问题，想要建立一套覆盖大多数人群，且行之有效的医疗卫生体系，并不是单纯靠几个法令做到的，这样的体系建立，需要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基础保持在一定的状态。如果只靠法令，那么最终只会落下一部厚的可怕的大部头法案罢了。
那么，相对成功的案例是怎么做的呢？以医疗卫生体系做的比较好的发达国家（如北欧和日本）和发展中国家（如古巴）为例，他们的医疗体系有着不小的差异，但是也有一些共性，那就是有着可以覆盖大多数人，而且相对廉价的基本医疗体系。这些基本的医疗卫生体系虽然不一定多好，但是可以解决有无问题。实际上大多数的患者需求，也都是如此的，大多数慢性疾病的管理，并不需要多先进的技术，而需要的是覆盖率。我国当年的赤脚医生也是类似的思路，而赤脚医生的成功，显然是毋庸置疑的。
很遗憾，这一点在美国是难以复制的。这并不是个技术问题，毕竟美国的技术有目共睹，也可能不是个成本问题，毕竟这样的方案，比起美国方案来说，还是便宜很多。这是个社会问题，想要落实这样的方案，要如何与医生，保险业，药企等等利益集团协商，又如何让很多笃信自由主义的民众相信，这样的体系，并不是来自于中国或者是俄罗斯或者是蜥蜴人的“阴谋”，又如何在这个过程之中，恢复基层治理的水平，来保证政策的落实呢？又如何保证，在建成之后，这样的体系，不会被各路寡头瓜分呢？
这些问题并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多年以来，在种种新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政策之下，种种社会矛盾的积累，是几乎无法解决的。或者说，假使存在某些解决方案，统治阶级也不愿意支付这个代价，甚至到了现在，不要说解决问题，就是暂时调和的方案，成本也高的可怕。
目前看来，美国人并没有想出来什么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他们在复兴制造业和基础建设上面的不成功，足以说明美国人暂时找不到克服这些矛盾的方案，因为这二者的问题与医疗卫生体系遇到的问题，实际上是类似的。而讽刺的是，制造业与基础设施的改善，带来的经济与生活条件改善，也是提高人均寿命的重要因素。
于是，在种种矛盾的积累之下，山巅之城的人均寿命，开始倒退，各路政客为此争吵不休，把寿命与医疗问题，作为竞选时候的筹码。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谁真正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故事。
对于我国来说，情况是同样复杂的，我们国家的医疗卫生环境，有着一些优势，同时也面临着极度复杂的挑战。
我国的各项卫生指标，在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之中，可以说是相当优秀。这与我国的动员组织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的组织能力，可以让我们在于外国药企议价的时候，有着更多的话语权，把某些药物的价格，拉低了90%，让更多的人得以使用这些现代技术；也可以帮助贫困地区的人口摆脱贫穷，让基本的医疗服务走近山区，给数百万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以保障，这是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与此同时，挑战也是十分严峻的，首先就是老龄化问题，老龄化问题必然会带来社会医疗负担的增加，而未来几十年，我国将要面对最大的一次老龄化潮，这对于社会种种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卫生医疗系统则是首当其冲，无论是医疗本身面对的压力，还是经济上的压力，都会是巨大的挑战。
除此之外，我国的医疗卫生科技，比起发达国家，依然有着很大的距离，在这个时代，治疗疾病的方法会越来越细化，因为基因与生活环境的不同，医疗方案的各有国情，是个大趋势，而我们的很多研究，依然是跟随西方的脚步。虽然学习跟随技术领先者是个正确的思路，但是发展出符合国情的医疗技术体系，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经济上，都迫在眉睫，毕竟，除了针对中国人高发的疾病设计方案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到，发达国家的医疗费用占GDP的比重，如果在中国身上重现，那将是很多人难以承受之重。
而更加复杂的问题，绝不只有这些。我国增长的贫富差异，也会对医疗卫生系统造成巨大的挑战，比如说，对于医疗的基本看法，大家就有很明显的差异，穷人希望医疗的覆盖面积更大，有一些钱的人希望提高医疗的服务水平，而更富有的某些人，会觉得医疗是一门好生意，最后一种人只占极少数，但是却靠着财富，得到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这对于大多数人，显然会是个悲剧。而这种怪相仅仅是问题之一。
类似这样的贫富差异导致的社会撕裂问题，是多年经济发展之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它们千头万绪，是相当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不好好认识到这些问题的意义，那么社会未来的进步，也完全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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