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原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孔丹先生进行了理论创新活动，对“举国体制”进行了阐述，他将建国后的举国体制概括为三种模式：建国后前三十年叫做“举国体制1.0版”，特征是可以处理重大危机；1978年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段期间叫做“举国体制2.0版”，可以应对国内重大危机，亦可应对2008年那样的国际金融危机；“十八大”以来进入新的阶段，是谓“举国体制3.0版”，有三大特征：1、集中力量办大事；2、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3、和对外开放衔接。
逻辑上说前两个模式几乎同义反复，没有提供额外认识；所谓举国体制就是应对危机，从国内到国际，并且孔先生将他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莫不是要颠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根本认识？把社会主义核心优势缩略为可以应对国际国内各种危机，孔先生的这项创新严重缩水！
社会主义核心优势在于劳动人民的各项权益得到最大保障，得以实现，举国体制只是他实现的手段。囫囵吞枣而言，任何一国战争状态下，必将是“举国体制”，哪怕再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也得“举国体制”，否则他的资本主义政权就没有了。然而资本主义的举国体制与广大人民的利益无关，哪怕封建主义社会也可存在“举国体制”，比如英法百年战争期间（1337年-1453年）两国都处在封建主义时期，但也都是封建制的举国体制，也只有这样的举国体制能够支撑他们间的百年战争。
把举国体制说成社会主义核心优势，孔先生的这项创新看来是严重缩水的！
说实在的，这与其说是孔丹先生对当下或以往运行中制度的实际描述、提炼、刻画，不如说是他个人意志的表露。他意念中的“举国体制3.0版”既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亦要“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市场经济”遵循的是“看不见的手”原则，这与“集中力量”显然有冲突，显然应该有个更高原则去协调，未见孔先生有说明，未将这个更高原则突显出来。
事实上“市场经济”是没法发明创造的，所说1.0、2.0期间他也是有市场经济因素的，只不过那时叫“商品经济”，人民利益最大化是制约“商品经济”的第一前提；九十年代后开始资本利益最大化，打出“市场经济”的旗号颇有迷惑性，事实上已脱离社会主义轨道，他的“集中力量”必然与大多数人利益相冲突。
孔丹先生把“对外开放”设定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看过孔丹的多篇演讲，他既是中国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亦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理事长，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理事长。他的演讲多有国家政策性，而鲜有理论细化，从他的这个设定看，这个“格局”似乎还是不算大，仍在经济与物质领域打转转，与他这个董事长，那个理事长相比，格局似乎还是小了点！
几十年来对外交往实践证明：把自己设定在“经济与物质”，并不能让外人也遵守这个规则，比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度把他想像为纯粹商人，可是你与他谈商贸，他却与你谈意识形态，与你玩弄“中共及家属不能入境”。因此对外开放的格局一定不能太狭窄，一定不能步满清末期“洋务运动”老路，不能行老太爷们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能将自己囿于经济与物质，而应该是多方面全局的，应该是包括经济、物质、政治、制度、文化、精神等全方位对等的交往，缺了任何一方面都可能使自己成为跛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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