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意思，今天在公众号上，有位网友说：“你就是新修正主义者，提出了一些新的名词来定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我想不到会有人把我叫做修正主义者。
我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我自己问自己。回顾我四十多年的研究历程。我觉得，如果说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没有学全面，学深入，这我承认。但要说我修正了马克思主义，那我是万万担不起这个责任。首先因为我不是体制内的研究人员，因而不需要因为迎合而进行某种研究，不需要适应时政的需要而去做研究；我也不是某个集团或咨询机构的经济学家，我不需要为了我的饭碗而去进行“理论研究”；我不拿专业研究人员的津贴和待遇，也不需要为评上某种职称而去写专题论文。因此，本人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无任何动机去“修正”马克思主义。
另外，我虽然经过四十多年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系统。但自问自己无论哪个方面，与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大家，是没法相比的。因此，我也没有任何资本觉得自己有能力、有资格去“修 正”马克思主义。
第三，根据我的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理论学说，是阐明劳动者利益要求及其实现途径的理论学说。而本人本就是一个劳动者，因此，本人也没有必要去“修正”马克思主义。
当然，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与理论界的马克思观是有很大区别的。同样是学习和理解《共产党宣言》，我对《宣言》的理解不仅与某些事实上确实想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同（例如有人说《宣言》的翻译错了，不应该是“消灭私有制”，而应该是“杨弃私有制”），而且与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老资格的学者（例周新城）的理解也不同。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质应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一个维度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来理解；另一个维度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当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理解。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就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理论，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特征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主要是解决社会主义革命“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的基本问题，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则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后的新的社会形式的性质、特征的论述。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理解与理论界的理解的突出之点表现在：
1，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以工人为主体的消费价值生产方式；
2，我认为马克思在《歌达纲领批判》一书中事实上提出了“劳动人”的思想，提出了劳动所有者和劳动所有权的概念，提出了个体需要劳动和公共需要劳动等社会主义范畴的思想；
3，我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宣言》等著作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概念，而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重点是个人所有制，而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我四十年来的学习，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得到的认识是：实际上它是包含着三个部分构成的理论体系：即商品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这三个部分理论最重要的范畴分别是商品、资本和工本，分别讲了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消费价值理论：商品体现了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基本关系；资本体现了劳资之间的基本关系；工本体现了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资本主义经济要用“资本”理论来解读，社会主义经济要用“工本”理论来解读。这与理论界当前把社会主义纳入资本范畴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的理解中，劳动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用按劳分配的生产方式取代按资分配方式，从而消灭剥削，因而也必然消灭了资本的生产方式。因此，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主体应该是以工人为本，是工本的生产方式，而不可能是资本的生产方式。虽然在全球化条件下，在开放的环境下，必然也会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资本生产方式。
为什么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与学术界具有很大的差别？
我的理论体系为什么与理论界的诸种理论学说明显的不同呢？
原因也正是因为我不是体制内的研究人员，而我的研究方法也区别于校院式的研究方法。
体制内的研究具有时政适应性的特点和政策合法性解读的必要。因此，他们的研究的确需要与时俱进的。而校院式的研究具有文献为主的特点，以文案资料的收集、对比、系统化整理为主要基础，提出有创新见解的理论观念。而我的研究以实际的生产模式，例生产队模式、国营企业模式及私营企业等模式的运行和发展为对象，我的研究特征是把理论和实际的运行模式存在和发展情况进行对比，通过具体化与抽象化的方法形成自己的系统化的认识。
我之所以会走上一条研究经济学理论的道路，既不是个人主观选择的结果，更不是工作的需要，而完全是一种偶然。起因是在读高中时，在学习“两论”时，我对最抽象的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在高中毕业前后一个时期，我从毛泽东的哲学理论入手自学了哲学专题。同一时期我还形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后来又在日记的基础上养成了把日记资料分类整理的习惯，从而形成了一种序时观察与专题积累相结合的综合性的方法。这是我可以走上研究的这条道路的基础。而我在小学高年级时，因为家里负担重就开始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挣工分；在读初中和高中期间，我同时也担任着生产队的记工员，很早就接触了工分引起的各种矛盾。高中毕业后我回生产队务农，在1977年时，我发现了生产队工分制的变化规律，并进而发现了生产队发展的一般规律。由此，便激发了我进一步读书、学习经济学和经济管理理论的动力，反过来，理论学习的范围扩大和深入，又使我对实践中的客观规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在1976到1983年之间，我主要是对青年专题、生产队专题、按劳分配专题进行了观察、积累和哲学专题的学习，形成对这三个专题的系统性的认识，并于1980年从新华书店买回了三卷《资本论》，开始接触经济学方面的知识。
在1983年到1995年时期，我主要是对国营企业的运行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实际观察和积累，学习了经济学和经济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在1995年，我在思考如何改革工资制，以形成以劳动收入波动为特征的按劳分配经营机制时，发现工资作为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表现，其收入具有预计性的特点，因而它事实上不是按劳分配的合理形式。这一发现使我一下子对苏联模式的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此后进一步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特点，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要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模式、对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特征与规律，对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系统的认识。
我的理论，我把它称为劳权经济学理论。主要是运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基本原理，运用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对现实的按劳分配的公有制模式一一主要是生产队模式（生产资料公有制+劳权制度）进行观察研究形成的系统化认识。因此，我不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而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因而形成了一些范畴性的、规律性的认识。
【文/钟建民，本文为作者投稿，作者公众号：钟建民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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