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日记残页(1962年4月20日—1962年10月24日)
日记残页的全文及说明
我在中南海工作时，有个随手记日记的习惯，虽草率、随意，不连贯，散乱错杂，但真实、私秘、便于翻查。可惜这些日记多在文革受审时失落了，也许被有心人收存起来，或者当作废纸处理了。只有1962年4月20日—1962年10月24日的日记残页，在我1986年出狱时夹在归书中退还给我了。
写残页中日记的时候，我正在秘书室主编《群众反映》。残页中所记述的那几个月正值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前和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的事。其中虽只是一些片言只语，但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历史重大转折时期党内、国内的一些事情，颇有历史参证作用，遂整理出来，以供后来的历史研究者探索研讨。括号里的字是我在整理时新加的说明。
（1962年4月20日前日记遗失）
《群众反映》35期付印。批评葛惠敏（谭震林夫人）一稿占首条。
【注】有关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买鸡并用专机运鸡的事，我在前面第十二章里已作了叙述。
耕畜问题严重，告姜（德久）、陈（希梅），整理材料。
【注】耕畜问题严重，是指当时的情况。
姜德久是秘书室一科的科员。他是和我一起去二七机车车辆工 厂劳动的。后来他调去贵州省委办公厅工作。在文革的时候，就是他给我讲了贵州省军区司令李再含支持贵州造反派的事。后来我被捕，他和李再含也都被作为“516分子”抓起来审查了很久。陈希梅是个大学生，是一科的一般干部。
与林克（短）信，请他将葛惠敏材料（《群众反映》35期）送主席阅。发编《群众反映》36期，加编者按。
【注】林克是主席身边一组的工作人员。
杨（尚昆）主任送来上海（群众来）信，反映第一机械工业部不顾大局。编为37期。
【注】杨尚昆对上海的陈丕显有意见，他就把信给我，叫我登出来。尽管他对我搞的《群众反映》很有意见，但他也经常会拿了很多东西叫我给他登的。他也知道这样问题好解决。
主席要《草字诀》，已请（北京市）文化局刘子章（局长）找到两册送去。现书店又找到（一部），石印，品相不佳，不送了。
读清史（十全武功章）。
见到王任重《读书笔记》，（送）给田家英（阅）。
【注】十全武功章是主席看过的，主席看过的书我都会自己去 买一本来看。
王任重的读书笔记是在湖北（油）印的，当时湖北的干部差不多是人手一本。
林克已将《群众反映》35期送主席阅。
（中办副主任）龚子荣找陈秉忱（中秘副主任），对《群众反映》刊载批评葛惠敏的信不满。传达杨尚昆主任的话：“人是猴子变的，要照顾人家的面子。”
（陈秉忱来告我杨尚昆的不满意见时，见我在看清史，便叫我查孙恺阳是谁？我一查，他就是蓟辽名督孙承宗。）陈以30元人民币在琉璃厂购得孙恺阳所绘鲁仲连祠（古画），上有何子贞题字。人们多不识孙恺阳是谁？此画遂为陈秉忱低价购得。
毛主席要《辞海》（解放前版）、《中华文选》（新版）（主席和田家英均在杭州）。急告中国书店找书，中国书店找到《辞海》，但无《中华文选》，又找中华书局办。
朱老总为我收藏的《幽兰赋》题字，盖大章。
【注】陈秉忱是我们秘书室的副主任，他是山东陈××的孙子，写得一手好字。中苏友好条约的中文正式签字文本就是他用小楷抄写的。
孙承宗的那幅画是陈乘忱送给了康生的，他叫康生在上面题了 字。后来康生都把这幅画交给了国家。
孙承宗当过明朝的国防部长。他是抗清的。康生叫我写本关于他的书，我写了，交中华书局出版了。后来批《海瑞罢官》的时候，彭真他们把我写的这本书找出来，要交到主席那里去，说这也是写“国防部长”的。王力跟他说，不行，戚本禹是八司马，你们这样做，不是又搞出个八司马了吗。他们听了之后就想把交上去的这本书撤回来，但已和关锋的文章一起交上去了，撤不回来了。主席当时对彭真说，他们的事，三年以后再说。三年过后，我们真的被抓了。这也许是巧合，也可能主席知道，一场大的政治运动，一些勇敢分子后来都是要受到处分的。
何子贞是明代有名的书法家。
朱德是用黄庭坚的字体给“幽兰赋”题字的。这幅字在我被捕后被中央办公厅抄走了，没有归还给我。
（整理了一份）《如何应付中央》的材料，刊《群众反映》。
修改关于王刚等人问题的决定。
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同志对《群众反映》有好的反应。
葛惠敏信在高层震动颇大。
晚观看评弹：《长征组诗》，凌文波表演精彩。
读清史。分析乾隆之治的矛盾。
看考茨基《土地问题》。
【注】对《群众反映》登载了批评葛惠敏的信，普遍的反应是“很好”。
一些领导干部都告诫自己的家属，千万不要惹出像葛惠敏那样 的事出来啊。
考茨基说，小生产是不可能搞社会主义的，连资本主义也不能允许小生产的大量存在。
（《中华文选》买不到，向北京中华书局编辑部急购。中华书局问是谁要？）请示秉忱同志，告以是主席要，（他们说立即送），下午他们派一女同志送来（办事员付钱，他们说是送请毛主席审阅，不要钱）。开会讨论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报告，下午去书店购《世界通史》三卷、影印《颜真卿祭侄稿》一卷。共价十元。与乘忱欣赏《祭侄稿》，发现释文竟有七、八处错误。
【注】我对林彪的那个讲话影响特别深。当时我就在现场听的。他的讲话要比后来印发的文字要精彩得多了。林彪上来就说，不是主席犯错误，是我们犯了错误。凡是我们离开了主席，我们就犯错误。不信，你们自己去查一查，有哪件事情主席没有说过，我们没有照着做就是了。主席后来问罗瑞卿，你讲得出这样的话吗。
刘少奇的报告当时我们也讨论。刘少奇的讲话根本就不检讨自己，其实大跃进的时侯，他是讲得最厉害的。但他一点都不检讨自己。主席把责任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他却说什么，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给人听起来好像都是主席的错误，他自己什么错误都没有。刘少奇一贯是这样的，以前他犯左倾错误的时候，他也是批评别人犯左倾错误，好像他是一贯正确的。
（中办秘书室）开室务会讨论（精简）编制的……。（这是）克服目前困难的重要措施。
主席要（我们去）买一些古典名著送人。（书单：）
东周列国志
两汉演义
三国演义
曲选（顾明编，上海光华出版社）
聊斋
【注】秘书室本来就只有一百人不到。主席要各单位都要精简人员，所以秘书室也作了精简。
上午接见河北涞县复员军人，反映村干部贪污问题。
下午为主席购书，跑了东西城，强差配齐。（《曲选》品相不好）
看陈毅同志在人大报告。
给家英同志发信。
《文汇报》发《京华何处大观园？》，考证大观园原址，并肯定《红楼梦》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与李希凡有不同看法。昨《光明日报》发吴晗，《并为争论的争论》，亦与李希凡意见相左。
晚看电影《东进序曲》，政治内容与艺术水平均好。
上午同女儿至天安门欢庆五一。
读《红岩》。
接家中信，妻妹工厂（国营纺织）停工、工人还乡处理。工作错误，造成如此后果，心中不安。
去中国书店，遇文化局长刘子章，他们看到主席要《草字诀》（知道此书有用），正在组织影印发行。
今日是（我们八司马因积极参加整风运动挨批斗）的四周年，（四年前）这一天，主席给我们拨开乌云，重展红旗。
【注】这天就是1958年主席在中南海和我们讲话的那天。每年的这一天，我们八司马都要碰在一起纪念纪念。
编写《阜新煤矿工人（对领导）不满》的报告，刊《群众反映》。
室务会议讨论编制问题。
参观首都第六届书法展，很多好作品。
朱德总司令：回忆井冈山诗、毛语录：（中国文化从古代文化而来，这个条幅写得好）
董老：录龚自珍诗，好。
谢无量：行草杜诗，别有一体。”
邵宇：（美术学院院长）行书，新诗（艰难曲折纵然多，业绩永垂千秋！）好。
老舍：行书，汕头行，好。
宁斧成：大处落墨（隶书），极有特色！
（其他如）沈尹默、沈钧儒、刘子章、谢资哉、邓拓、郭老、 欧阳予倩、李苦禅、黎锦熙、老舍、凌子风、赵树理、顾颉刚、叶圣陶、王昆仑、何香凝等人书法，亦各有好处。
（上午值班室告我）国务院秘书厅来电说：“习仲勋同志（国务院秘书长）认为《群众反映》办得很好，他每期都看，传阅范围至副秘书长。”
许明办公室来电，上次给周总理（关于彭德怀问题看法）报告。总理已阅，并批请中央同志传阅了。
下午值班室又告，国务院秘书厅来电，（习秘书长要）他们派副主任等三人来了解我们办《群众反映》情况。
今日购得《努尔哈赤实录》一册。
【注】国务院是由秘书厅管群众来信来访的。习仲勋担任国务院秘书长以后，就由许明管来信来访了。
许明当时是总理的办公室主任。关于彭德怀问题看法的报告是 我汇总了群众来信的内容写给总理的报告。当时给彭德怀翻案的事闹得挺厉害。我汇总的报告中主要是说，如果当时在庐山上没有彭德怀的干扰，那后面也不会犯那么多的左的错误。本来庐山会议是要纠正左的错误的。彭德怀一闹，就使会议转为反右了。所以说彭德怀一直是在干扰着主席的步骤，到现在都还在干扰。总理把这个报告批下去之后，这个看法为大家所认同。
习仲勋派人来取经的事，我在前面第十二章里说了。
办信。
田家英来长途电话，告以写好王刚等人结论部分。
晚看《老子》。
【注】田家英当时跟着主席在北戴河开中央工作会议。那次会议是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编辑《群众反映》第40期（《将军之子》）。
国务院办公厅陈副主任等三人来访，了解我们办《群众反映》 经验，我们谈了五点体会，如少而精等，其他不能多谈。
晚去怀仁堂看赣剧《西域行》。
【注】国务院办公厅来了三个人，都是老干部，很老的干部。总理有个缺点，他身边用的都是老干部。不大用年轻人。主席这里就用像林克、田家英这些青年人。
关于“五点体会”，前面第十二章讲了。
向仲华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对《群众反映》的揭发作了一些检查，不深刻。
（军委）总政组织部对《群众反映》第1—2期《关于军队干部》特殊化等问题作了检查，（认为）群众反映情况基本属实。
看《伟大的历程》纪录片。
【注】向仲华当时是装甲兵司令。有人来信反映他搞生活特殊 化，在“群众反映”上登了。他承认，并写了检讨，表示接受意见。 我把他的信也登在了“群众反映”上。这事是罗瑞卿过问的。当时部队搞特殊化确实很厉害。主要是吃喝风，七大盘子八大碗的。把公家的招待费都用来自己喝酒了。当时还是定量供应时期。还有就是占用公房，公物。装修自己的房子。把公家的东西用来送礼，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但当时贪污的事情还不多。搞女人的事却很多。
购《燕山夜话》、《焚书》、《文选》。夜读《焚书》。
【注】我看了《燕山夜话》，当时就写了个批评信给《前线》杂志编辑部。说你写的这些东西太过分了。谁都看得出，你是在攻击中央领导的。你要提出的指导方向究竞是要往哪里指导啊？可他们不让登我的这封信。而是给我回了个信，说你这个意见有合理的方面，但是我们的意思并不是你说的意思。所以你的信我们就不登了。后来据他们在文革中的交代，这个回信的每句话都是经过邓拓仔细斟酌后写的。我当时是用了“戚谊”（我在团校用的名字）的笔名写这封信的。他们就到处去打听，戚谊是谁，可查了以后，谁都不知道是谁。
当时不仅是我，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好多人都写了信给他 们，他们一封也没登出来。后来主席批评了《燕山夜话》。我就把这信拿了出来。康生看了就说，什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证据，这是典型的压制批评。后来他指示把我的信全文在《光明曰报》上登了出来。
看各地（向中央送的）文件，“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
杨（尚昆主任）批评（《群众反映》）以前刊载的东西有（些内容）不妥。但我想让中央负责同志了解一下社会存在的黑暗面也有好处，工作有缺点，怕人知道，不是正确态度。编发《群众反映》第41期。
夜读《庄子》。
【注】杨尚昆感到有压力，他说，军队对他有意见。因为人家都以为《群众反映》是杨尚昆管的，是杨尚昆想弄他们。他们说军队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怎么说得我们一片黑暗呢。其实军队是有好的一面，可是一些高层领导搞特权也确实是搞得很厉害的。杨尚昆对《群众反映》的态度是比较实用主义的。一方面他对谁有意见，他就把许多材料拿来叫我们登出来，比如他对华东局的柯老有意见，对陈丕显也有意见。因为陈丕显是听柯老的。他就叫我登。但我登出一些批评其他领导的群众来信，他就对我感到不满意了。
整理《山林的灾难》。
秘书室支部大会通过王刚等人（原）党纪处分缓期执行。（主席指示，有些党纪处分试行缓期执行以观后效的办法，如行得通，可以向中央建议推广。）
编辑《群众反映》第43期。
晚看翦伯赞《历史问题论丛》。
龚副主任把反映内蒙蝗灾告急的信压了20几天，实不应该。
葛惠敏写来带诉书，说对她的批评意见是余先觉听坏人讲的。 龚子荣指示，把她的意见全文刊载《群众反映》。
又听说葛要找杨（尚昆）主任闹，杨指示龚子荣接待。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编辑《群众反映》44期、45期。与姜德久加班赶写：《德州地委领导干部违法乱纪》。
【注】葛惠敏不只是申诉，她是反攻了。这些人哪有这么容易得罪的。
龚子荣指示，把她的来信全文照登。我就以“葛惠敏同志对上期群众反映意见的答复”为题把她的来信照登了。这一下，大家对她的意见更大了。
杨尚昆说，他找谭老板解释那不是他弄的，是下面人弄的，谭震林听都不听。他总认为，不经过你们的同意，底下人怎么能登呢。他当时还不知道是我决定登的。那时我还是个小人物。等他知道是我登的，那对我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了。这些人可以说都是睚䀝必报的。所以也很好理解他们后来对文革的态度的。
我这件事做得不但杨尚昆被动，连田家英都很被动。谭震林老找田家英的事。
主席对谭震林骂得很厉害，可总是保他。大跃进的时候他吹得最厉害了，他对饿死人的事应该要负主要责任的。他也不检讨。所以，我们对他意见都很大。不过他倒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只是他自己却挺会享受的。他是工人出身。他是铁杆要搞集体化，工业化的。
他和江青关系很不好。他给林彪写信骂江青是武则天。可能这多少和我也有点关系，因为他看到江青那么相信我，重用我。
“二月逆流”的时候，他冲张春桥发火。其实张春桥没有得罪过他，我倒是得罪过他的。只是那天我正好请假在家里写文章，没有去参加会议。否则，很可能他会冲我来的。
其实我内心也是挺矛盾的。后来他被打倒了，主席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在群众大会上说的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是不一样的。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当时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算讲了句人话。
（参加中办会议。杨尚昆主任传达）
中央决定派100名部长级干部下去，加强重点县的工作。中直机关各单位都要抽人，胡耀邦、廖鲁言、李颉伯已报名。
杨（尚昆）说，《群众反映》最近几期内容尖锐，把谭老板的老板娘也批评了。这个人大家对她反映不好，用飞机（往北京）带东西（活鸡活鸭），多少人都有意见。但我怕这样会引起谭老板误会，以为我在整他。我上次向谭老板说明了，他说，他倒没什么，（只是）葛惠敏紧张。杨说，以后刊登这类东西，要和他多商量商量。
晚看湘剧《生死牌》。（听林克说，毛主席看过这场戏，对几个人争抢死牌一节很感慨。）
【注】林克还告诉我，主席跟他说，你们八司马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宁可自己挨斗，也要保别人。林克说，是的。当时杨尚昆搞八司马事件，首选的目标就是林克。因为他和主席的关系最好，主席很相信他。他说，当时大家为了保护他，都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拉，叫林克不要作检讨，由他们来作检讨，不让人家抓到林克什么把柄。主席说，你们八司马这些人都够意思，够朋友的。像生死牌里面一样。
晚看意大利影片《她在黑夜中》，这个影片，似可在社会上公演，以比较资、社两个社会的优劣。
整理《机关生产弊病很多》。
参观中国美术馆。
【注】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为克服困难，一些机关就自己组织生产。有的搞农业生产，有的搞捕捞。生产的东西就在单位里分，往往是领导分得最多，底下群众却很少。大家都有意见。还有的拿东西到市场上去卖，比市场价格便宜，造成了与民争利。群众都有意见。有些机关农场还和农民争地。后来主席批了，一旦情况好转，就把生产给农民去搞，机关不要再搞了。
中国革命博物馆来人商量毛主席的礼品保管问题。我讲了我所知的列宁博物馆的沿革和此馆对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作用，供他们思考。
【注】送给主席的礼品很多，有外宾送的，也有内宾和华侨送的。这些东西都归秘书室管。内宾送的，我们一般都给钱，这些钱都是从主席自己的工资和稿费里拿出来的。可有些是华侨寄来的你也没法给钱。有个华侨送来好几斤燕窝，说是给主席增加营养。可主席不吃，让把这些燕窝全部拿到人民大会堂去，用来招待外宾。
这是主席的厨师告诉我们的。文革期间，一位龙虎山的老道给主席送来了他自己做的“长寿丸”。说真的有效，他已经活到九十多了。主席看了笑笑说，他不相信这个东西。让汪东兴拿去处理。汪东兴拿了就放在自己嘴里嘎嘣嘎嘣的吃了起来。还叫我也吃。我说，我不吃，万一这里面有毒。他说，书呆子，给主席送的东西，他敢有毒？其实我心里是想，给主席的东西，主席又没让你吃，你怎么能吃呢？张耀祠在边上也跟着一起吃。
我跟他们说了列宁博物馆是怎么收藏列宁用过的东西的情况。 他们说，这个好。问我是否去过苏联。我说没有，我看过一本列宁博物馆写的小册子，搬来照本宣科的。他们觉得很有启发。不过现在弄的什么主席用过的瓷器，还称作“毛瓷”。这纯粹是瞎弄的。主席根本不用那东西的。
田家英回北京，（决定）整理《关于“包产到户”的建议》等材料（通过《群众反映》，发给中央领导同志参考）。
关于“包产到户”的建议，田家英意见，现在要站住，不要松口，一松口，集体化就有涣散的危险。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可以让其存在下去，不要急于纠正。
又决定即刻整理《（广东沿海农民）外流香港》问题的材料。 此事据说已在国际上引起震动，英国外交部给我们照会，态度尚好。美国则想借口此事干涉我们，他们想把此事提交联合国，肯尼迪已讲了几次话。国民党假惺惺要拨款救济。此事我们早应向中央反映，现在报告都慢了。
葛惠敏之事引起震动，主席（把这期《群众反映》）批给好几个人看了。
王刚（正式调地方工作），昨晚来道别。（看起来）他对我们还是有感情的。（毕竟大家在一起劳动了一年多。后来又一起下去调查研究。）
【注】主席的批示是在很小的范围传阅的。我没有见到过。但我知道内容是批评谭震林的。但主席只是让他自己去处理这件事的。那在中南海里影响可大了。大家都觉得高兴，那谭老板平时谁敢去惹他啊。好些人在中南海里遇见我，都笑嘻嘻地向我伸出大拇指。
电话告广东省委办公厅，注意一个做过十年机要工作的刘某 （正在乘机偷渡香港），不能让他去香港。
田家英上午来办公室，谈起群众对龚同文（王任重、梅行等合写文章的笔名）文章的意见。田说，（在最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向王任重反映了三条意见：
一、龚文说要超过毛主席，不妥。
二、龚文说不要迷信马克思，也不妥。
三、不允许别人批评龚文的文章，批评龚文就是右倾，右派，不对。
田家英说，第一条是狂妄；第二条是荒谬。因为不要迷信马克思就意味着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叫别人不迷信科学根本不通。如果不要迷信马克思指的是不要迷信马克思本人则无的放矢，因为现在根本没听说有谁对马克思有什么个人迷信！赫鲁晓夫也只是说对斯大林有个人迷信，他都没敢说对列宁有个人迷信，何况马克思！
第三条是应制民主，专制。
田说，王任重听了他的批评，没吭声。第二天承认错误，并派宣传部长去北京去向陆定一作交代说明。
田还说，他在会上还批评了柯老（庆施）那里的人，对错误的东西不作研究就闻风而起，对正确的东西，却以稳重为名，加以抵制。柯老表示考虑他的意见。
（田又对叶子龙有意见，）他说（主席调离叶子龙工作后），叶子龙不服从（北京市轻工局副局长的）工作分配，向杨（尚昆）主任说，要去邮电部当副部长。杨（尚昆）主任说，“他还要当部长，当个局长都不行。”
田说，这次真遗憾没把叶子龙贪污的冰箱和貂皮领子的皮袍子 收回交公。
田又传达杨（尚昆）主任意见，叫我们向下面打招呼（帮助何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注】王任重的这些言论确实是不对。虽然王任重当时作了检 讨。但田家英也就此和王任重结下了梁子。田家英垮台后，王任重一连喝了好几天酒。
后来，陈伯达写了处理田家英的报告给主席。王任重马上向主席告田家英的状，说他怎么到处散布“包产到户”的言论。
说实话，王任重是一直坚持搞社会主义的。到打倒他的时候，
也查不出他有什么反对搞社会主义的言论。文革后，他也没有支持邓小平搞“包产到户”。更没有支持搞私有化。彭真也是这样的。文革后，彭真和邓小平的关系一直不好。党内有好多人其实都看不起邓小平的。张云逸就老是说，邓小平在红七军的时候就是逃跑。
其实，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在文革中对这些人不是用打倒的办法，而是用团结的方法，也许结果会好一点。
文革一结束，虽然这些人都和邓小平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文革。 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像邓小平那样，要搞资本主义的。他们还是要搞社会主义的。
田家英批评柯老。他对柯老有意见，对张春桥也有意见。那时他狂妄得很，自以为是毛主席身边的人。这也注定了他日后的垮台。我后来也很狂的，想说谁就说谁。别人不敢说的，我敢说，也是目中无人的。所以我也必然会垮台。但是，我只是在性格上和他相近。我和田家英有个区别，我是坚持搞社会主义的。而田家英后来实际是转向刘邓那边去了，要搞资本主义。
田家英批评王任重、谭震林他们，主要是批评他们的左。田家英不主张搞集体化。
而我是批评他们的右，搞特殊化，脱离群众，镇压群众。但我是很欣赏他们坚持搞社会主义的。
冰箱是苏联送给主席的。主席不要，叶子龙就拿去用了。
那种苏联冰箱很大很重。我也用过，那本来是王稼祥的。他搬出中南海后，可能因为那冰箱太重，也可能是又买新的了，那冰箱没搬走，留在屋子里。我调去《红旗》杂志以后，我家也搬到中南海外面去住了。文革开始后，听说西纠、东纠的那些人在调查我们的住处，扬言要对我们采取什么“黑豹”行动，把我们消灭。反映到江青那里，她就下令把我们都保护起来。关锋住的地方比较大，所以就派部队去他家保卫。叫我就搬回中南海里，就住在王稼祥原来住的四合院里。我的隔壁住的是黄老。
何载的右派帽子当时被摘了，他后来去了山西。那里的人挺照顾他的。文革后，他去中央组织部当了副部长。冤家路窄，我1986年被放出来后，去深圳的一个朋友那里住。听说边上的一栋楼里住着一个北京退休的大干部，还老招漂亮的小姐给他作特殊服务。我心里奇怪，是哪个大干部呢。后来一打听，原来是何载。他也腐败了。
下午听田家英作目前农村形势的报告。
整现“关于‘包产到户’的建议”，准备印成一册。
去长辛店铁路工厂看望老工人。
4日学文件，5日、6日校印“包产到户”建议分发中央各同志。
习仲勋同志批了一件江苏省反对特殊化的来信，（指示刊《群众反映》）上午整理排印。
（下午）看《陕西省委书记铺张浪费几件事》材料，整理排印。
【注】那些都是在一线的高级领导人。
编辑《吉林省委特殊化》材料，付印。
编辑《坚决与特殊化作斗争的六名党员》（刊《群众反映》。
近期看《三里湾》、《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电影。
工作之余，看了《秦史纲要》和西方文学名著节录。
又欣赏了陈伯达以80元购得明拓《孔宙碑》，秉忱题跋。康老藏有此碑之宋拓本，有宋人、明人及清人高南阜题跋，（秉忱为给伯达藏本写跋，借来对照）我感觉此本不似宋拓，宋、明跋文皆伪，唯高跋似真。
为《群众反映》编辑《论工资制度与干部特殊化的关系》。
看望（前中秘副主任）彭达彰同志，他最近要下去担任县委书记。他向我谈了对谭震林和王震将军的意见。
谭震林在1959年10月在省委窗记会上讲了许多错话，既不了解情况，又主观片面，下去就住最豪华的宾馆，不深入下层，应派他下乡，让他做点实际工作，改正错误。
王震工作不实事求是，高指标，大帽子压，今年才承认错误。
彭又说现在有些地方大兴土木，劳民伤财。黑龙江领导借口给中央领导修招待所，里面犹若迷宫。（听说叶子龙乘主席外巡）把春藕斋装修了一下，主席回来气得不得了。主席英明，不走隋炀帝的路，有些地方简直是在重蹈隋炀帝的覆辙。
编辑《边境前线动态》。
近日编了5期《群众反映》（61期—65期），内有《对刘仁同志的意见》，周总理批示的《关于干部侵占农民田地的情况》及杨 （尚昆）主任《保荐安徽责任田》的材料等，责任田一期，田家英不同意刊载。
读《努尔哈赤实录》、《东北通史》，又读《民约论》。
看电影《古巴革命的故事》。
田家英找我谈话。对《群众反映》有如下意见：
（一）标题要客观。倾向性要正确。中央未决定的问题，不要有倾向性。如对“包产到户”来信，就不能乱用支持性的标题。邓老（子恢）主张“包产到户”，但他的意见尚不是中央的决定。他还不很同意邓的意见。杨（尚昆）主任《保荐安徽责任田》的信就不宜刊载，所以我叫你缓办。出了错误，我们负不了保荐的责任，我们也不十分了解安徽的责任田实际如何。
（二）编者按里有些提法要慎重考虑，我们是中办的刊物，要考虑办公厅负责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问题。
（三）[本刊讯]宜改为[本刊综合材料]
编辑《安徽定远县有些人乘平反机会殴打干部，干部不敢外出》。
毛主席在上周末，与中秘女同志谈起群众来信工作情况，他问主张“包产到户”的来信有多少，都是哪些人写的（要有个分析）。全国精简工作情况来信反映如何？等等。田家英听汇报后，决定向主席做个工作报告，室务会议决定，由我起草。
【注】我当时听说别人向我转达的主席的意思，我知道主席对“包产到户”是有看法的。
昨天星期天到团校老友赵素行家，见到他新婚妻子林敏（在北京图窗馆工作，空军转业人员）。他告诉我许多团校同志的消息：吴剑迅（班主任）在建筑工程部，杭冠华在美术学院，陆恺在浙江省团委，王碧霞（团校校花）在建筑工程部，周祖熙在体委，朱孝伦、韩彬在团中央。
赵素行在军委工作的，他的夫人也是空军转业去北京图书馆工 作。后来是她告诉我，有人在整我的材料。韩彬是工农干部，就是他坚决推荐我去中南海工作的，他说这个人将来有希望。他是我们班级管组织的。
【注】冯文彬那时是团校校长，这个人威信不高。他看到漂亮的女同学就走不动了，老找人家谈心。我们看了都觉得他太过分了。后来胡耀邦调他去当了中办主任。他居然提出要张玉风陪他睡觉，被张玉风臭骂一顿。张玉风给中央写信，说怎么有这样的办公厅主任？说主席，总理都对她很尊重的。胡耀邦马上把他撤了。
春藕斋演出京剧。八时，毛主席来了，坐在一排中间，江靑坐在右边，彭真和夫人也来了，坐在主席左边。我正好坐在二排主席身后。剧目《失空斩》，谭元寿演诸葛亮。主席对此剧唱腔很熟，常跟着板眼频频点首，演出中与江青低声评论演员唱腔工夫。闭幕时主席夫妇、彭真起立鼓掌、致谢。
听说明天主席要去北戴河，所以周末的京剧演出，提前到今日。今日演出有三位著名演员，张君秋、谭富英、裘盛戎。剧目《大保国》。演员出场时，主席和江青鼓掌欧迎。演出中，主席不断以手击拍，悠然自得。一个跑龙套的在台上昏倒，后来说是因为首次见到主席怕演不好，精神过度紧张，以致晕场。江靑马上叫人抬他至台后，请医生急救，医生来时，人已苏醒，江青跑上跑下，看了他好几次，回来告诉主席没事了，主席才放心。演出结朿时，主席又问他好了没有，演员们感谢主席的关怀。
编辑《群众反映》第66、67期，主要反映机关生产弊病等问题。
母亲自上海带鹏儿来北京团聚。一早即乘公共汽车去车站接他们。
编辑《我国人口发展与粮食生产的关系》稿，准备刊登《群众反映》，供中央参考。
鉴赏田家英收藏的清人钱澧书写的《争座位帖》，字写得真好。要是颜真卿能看到都会高兴。
崔英今天来看我，告诉我前些时她在游泳时见到主席，主席听说她丈夫在下放农村时因公殉职，对她表示慰问，让她抚养好子女。主席说她的名字好记，《西厢记》里有个崔莺莺。又说“《西厢记》的文章写得很美，可以多看看，我看过十几遍呢！”
【注】崔英是朝鲜族人，是我科里的科员。
《群众反映》出刊《黄牛（投机倒把者）办工厂》。
田家英回北京，谈目前形势，说现在很多问题中央尚在讨论，意见不一，《群众反映》暂时不要多出，少表态。
母亲今日回上海。这次母亲来京，陪她吃了北京烤鸭，请她看了马连良、张君秋演的京剧，新凤霞演的评剧，她很高兴。说自己也住进了皇帝住过的中南海，知足了。我忙于工作，多年来对父母照顾很少，送她上火车时，心中很不是味。
《孙承宗》小册子写完，准备送中华书局出版。
田家英回北京，谈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某些情况。
这次谈得较多，较杂。要点：
（一）现在有人又在大讲大好形势，说过去下马多了，主张再上马大干。
（二）会上不少人批判“包产到户”主张，说这是两条道路问题。谭震林最起劲，提出许多似是而非的批判，又列了许多没有根据的增产指标。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三）（许多人对陈正人意见很大。）说陈在会上做假报告，报告说他去湖南等地看到老百姓红光满面。事实上他根本没深入农村。同他一起下去调查的同志看他说假话，气得不得了！杨（尚昆）主任知道了此事，说叫人写个匿名信，让《群众反映》刊登一下。田说，这办法不好。不如写个有名有姓的信。据说陈正人是个 老革命，《毛选》第一卷中有他的大名，但为人作风很不好，过去是高岗的干将，党内受过批评。他喜欢一个花旦演员，收人家做干女儿，为干女儿大摆宴席，一派旧社会的老头子作风。（田说，不巧这件事被田看见了。）陈正人又请田吃了一顿饭（意思是让田别向外说）。生活上的事就箅了，但他政治上看风使舵，一派资产阶级的政客作风，叫人看不惯，还到处说田架子大。
（四）有一次起草中央文件，里面有一句“如实反映情况”，陈伯达正说要修改一下，改“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反映情况”，陈说，否则，净在内刊上反映包产单干思想，也变成了“如实反映情况”。田说，我就反驳他。我说，如果下面有包产单干思想，就要如实反映，让中央知道呀！胡绳说，若按老夫子意思，那在美国就要说，“用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反映情况”啦，大家哄笑。陈伯达的“修改”意见，只好作罢。
（五）中央会上，邓子恢受到重点批判。主席找他谈话时，他只字不提他自己对“包产到户”问题的看法，事实上，他在外到处作报告，鼓吹这种意见，实在是不顾组织纪律。可他检讨时不从自己找原因，却拉扯上了田家英，说他“受了田家英的湖南农村调查的影响”。田（家英听后）发了火，事实上他的到处报告在先，田的调查报告在后。批评邓子恢没组织没纪律到处做报告，应该挨批评。后来黑了心，说受别人影响。这样的人被人家批死了，也没人同情。后来有人把这些情况转告邓子恢，邓说，“唉，弄错了，误会，误会！ ”
（六）会上也有人就这些情况批评田家英，田大笑，引文天祥的诗，“姓名不列中心策，后天皇土地分明之。”意思是我是没有名望的人，但是谁爱护人民，老天爷是知道的。
（七）阳家英、吴冷西商量，确定我们不能看风使舵，应反映的情况，仍要反映。关于“包产到户”的建议仍可以在内部刊物刊登，以让中央了解下情。（戚注：可我在主张“包产到户”的建议外，又在《群众反映》上刊载了一件正面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却受到田家英的批评，说我动摇。我受到田的批评，感到委屈，向田说，上次你回来讲《群众反映》编辑方针时，说主张“包产到户”的材料可登，却没说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不能登呀！他说，你这是表白自己，怕登了“包产到户”的建议，受批评。我说我那时根本不知道中央是怎么讨论的，更不知道“包产到户”的主张在中央扩大会上受到批评，这不是什么表白，当时我也不需要向谁表白呀！我只觉得反对的意见也是一种动态，不管自己赞成反对，也应该整理出来，予以刊登，否则中央的人怎么知道也有人反对“包产到户”呢。况且包产单干，到时候粮食收不上来怎么办？农村两极分化怎么办？也要研究一下呀！田说，我不管你怎么看，我不同意说“包产到户”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中央说是，我也说是，但是我保留自己的意见。我说，那是来信人说的。只是一种意见。）
（八）田说，两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会上也受到了批评（两个马克思主义者是指王任重、陶铸，田家英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意含讽喻）。他们一会儿左，左得出奇。比如他们坚决主张，把主张“包产到户”者开除出党。一会儿右得厉害。比如他们坚持田间管理一定要“包产到户”，那就是安徽省的责任田，五统一）。他们的前后的主张岂不矛盾！？
（九）田说，两个市场，两个价格，中央仍主张维持。
（十）只是田间管理怎么搞，中央尚没有拿出一个办法。（田指着我说，你有兴趣，我同意让你下去调査研究，再放个卫星出来！我说，你都没有办法，让我下去，我哪拿得出办法？田又问其他人谁有兴趣，没有人应承。）
晚，看英国电影《红菱艳》。是一部富含哲理的艺术片（痛苦的哲理）。
田家英在室务会上继续谈形势：
（一）田说，陈伯达很左。他是昧着良心的人。天津调查，干部向他反映农民有单干的要求，他不向中央反映，却大谈形势大好。向中央转的材料也是讲大好的材料，而且说这就是马克思抓主流的思想方法。田说，这是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田还说，陈伯达在北戴河想把他的秘书逢先知拉过去。拉着逢为他做事情，逢以外出有事搪塞过去了。陈伯达这么多年没培养出一个秘书来。他总是和秘书搞不好。史敬棠对他那么忠顺，尽管他还是要用史敬棠，却又看不起人家。
（二）田说，廖鲁言是王八羔子！说是下去，其实是呆在东北宾馆里休养。这次左得要命，攻击人家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三）田说，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发言一小时，但他没有昧着良心去批判人家“包产到户”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昧着良心说话，那我会比那些家伙讲得更好。田说他自己的发言也是个“滑头发言”。“我反对说保留点自由市场就是资本主义，但我不直接说，而是大讲资本主义的前提是劳动变成商品，而不是保留点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我说奴隶社会就有商品，还有大投机商呢，但那不是资本主义。我这一说，谭震林很听得进去，我明明反对取消自由市场，谭灵林却大声赞同我的意见哩！他竟听不出我在反对他给自由市场扣资本主义帽子呢！我在反对他，他不知我在反对他，还赞同我呢！田说，我还反对说按劳分配产生两极分化。但我不这么讲，而是引证哥达纲领批判。大讲哥达纲领说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也有分化，那是一部分贫农和中农、富裕中农的分化，不是变成剥削阶级的两极分化。谭震林也听不出我在反对他，也在会上表示同意我的意见。”
（三）田说，中央机关的有些负责人如王鹤寿等，反对“包产到户”，比地方上的同志吵得凶。
（四）李井泉左得历害！
（五）谭震林甚至讲这样的话，你们讲形势要实事求是，是什么讲什么，好转就好转，至于征购任务可以商量，所以大家都要做一片光明派，抵制一片黑暗。但征购任务不增加，而且今年还要进口粮食。
（六）田说，但愿刘少奇、邓小平同志能拿得稳，不会让他们胡搞。
（七）田说，周总理引证毛主席的诗安慰他，“牢骚太盛防肠： 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田说，“这是总理怕我年少气盛。”总理还说“遵义会议后还打过败仗呢，有些人不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八）田欣赏《左传》所记周天子的话：以理服人，不以力胜人。但省委书记们水平不高，讲理论他们听不懂。
（九）田说，陆定一前一天在宣传部大讲“包产到户”的好处，这次中央开会，他听了一些风声，马上转舵，又大讲“包产到户”的坏处。我没有这个本事。陈伯达、陆定一、陈正人、廖鲁言都是如此！
（十）谭震林在会议中与杨（尚昆）主任大吵一顿，批评杨是右倾（即支持“包产到户”）。
室务会议在听了田家英关于中央会议一些见闻的谈话后，向他 汇报了中秘中层干部生活会的一些情况。田听后对三个人讲了一些 意见：
（一）戚本禹。“（1）有才气，但不够坚定，容易动摇，如‘包产到户’，听到一些风吹草动就又刊出了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2）有私心。如《调查研究的调查》，给了我，又给彭真。这不是自投罗网吗？他会听你的批评，早知道，我不给你转报主席了；（3）在天津调查工厂时，除了干工作组的，又搞了自己一套《指去银行做金融调查）。”
（二）对吕澄。“（1）私心太多；（2）凶得很，粗暴，民主作风缺乏。（3）上台保不定干出什么事，如整马之江就是，不放心。”
（三）对李公绰。“扶不起来，太自私。”
（这是田家英一次对八司马三个成员的批评。会后八司马成员马芷荪对我们说，“可能是夫子最近心情不好，对你们批评重了。”但当时我的确不是很在意。）
1962年10月24日
田家英在中办秘书室室务会议上传达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若干问题。
会议主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
（一）国际上，苏修做了八件事，伊拉克、印度、原子弹，和平大会等，没有一件做对的。
和平大会上，我们的团长对赫鲁晓夫讲话表示欣赏，犯了一个错误。
（二）国内有两股风：翻案风和单干风。
第一，翻案风
彭徳怀要翻案。写了八万字的申诉书。他推翻了过去的检讨，说：“过去的检讨是追逼出来的，在那种情况下，我只好要什么给什么，不是我真的想法。”彭还极力否认对自己“里通外国”的批评，说他不懂外语，如何“里通外国”？
事实上，这个“里通外国”，他翻不了。
（1）他与赫鲁晓夫说，中国过去不了解你的政策方针，现在了解了；
（2）他曾与布尔加宁说，社会主义国家要建立一个统一体；
（3）苏联曾派一个华裔（苏藉）情报人员，单独与他联系；
（4）赫鲁晓夫在外国公开说，彭德怀是他最好的朋友，高岗也是他的好朋友，毛泽东是穿旧了的破套鞋；赫鲁唬夫至今仍然支持彭德怀。
还有很多材料不宜公开。中央没有冤枉他。
彭徳怀还在申诉书里吹捧自己早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前就在军队里组织士兵委员会，搞平江暴动。
彭德怀很善于在我们困难时期搞些活动干扰我们的工作，庐山 会议我们上了他的当，现在不上他的当了。我们现在主要抓当前工 作，他的问题中央已经组织了以贺龙为首的委员会来审查处理。除了彭徳怀要翻案，最近又出了高岗的翻案。
习仲勋从宗派主义出发支持李建彤的《刘志丹》小说，要为高岗翻案。可是毛主席保护习仲勋，此案已交由总理、康生同志去审查。
第二是单干风。
毛主席分析在困难面前，党内有三种人：
一、坚决克服困雏，不动摇，如林彪、周总理、柯庆施、李井泉、彭真、陶铸；
二、动摇害怕的，如邓子恢；
三、幸灾乐祸的，如彭德怀。
邓子恢在民主革命中是坚决的，但对社会主义革命没准备。过去大砍合作社，现在又大力宣传“包产到户”，到处做报告，在党校做报告，很多人同情他。又在军委后勤部做报告，等等。罗迈同志用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育他，不知他能改正否？
毛主席要我们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他根据山东、河南等地同志的汇报分析说，再有三年时间，农业经济会得到恢复，集体经济会有个大发展。
田家英在传达中未提及刘少奇、邓小平的政治态度，也未提及陈云，只提了邓子恢。但邓子恢并不是政治局委员，在十中全会上正式挨主席批评的也是邓子恢。
（三）毛主席要我们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他根据山东、河南等地同志的汇报分析说，再有三年时间，农业经济会得到恢复，集体经济会有个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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