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茵河畔解《围城》象牙塔中窥《管锥》

自两德统一重新定都柏林后，原西德旧都波恩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穿城而过的莱茵河水虽潜流暗涌却悄然不语，唯有火车站大楼上依旧挂着“联邦之都”的牌匾，似乎还流露出些许对昔日喧闹的留恋。
车站附近有片极为开阔的草地，铺在一幢暗黄色的宫殿前，这便是一代伟人马克思与诗人海涅等先后就读过的波恩大学。一个宁静的夏日上午，记者走访了该校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的莫芝宜佳教授——一位将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译成德文并以《〈管锥编〉与杜甫新解》为其教授论文之题的著名德国女汉学家。
她发现了《围城》的错误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再版的序言中，曾经特别提到：“我乘第三次印刷的机会，修订了一些文字。有两处多年蒙混过去的讹误，是这本书的德译者Monika　Motsch博士发觉的。”因此，记者与莫教授的对话很自然地从《围城》开始。不过莫教授的思路显然更有逻辑，“我想还是先谈谈我接触中文的经过”。
莫教授介绍说，她早年学习古希腊语文，后来开始专攻英美文学。在她撰写的著作《埃兹拉·庞德与中国》被钱先生称赞为“博雅”的作品，由于书中所涉及的内容有关中国，在留美期间又与一些中国学者接触，她对汉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随后开始潜心研究汉学。
莫教授与汉学的“亲密接触”是从《孔子》、《孟子》、《庄子》等巨著开始的。“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那是在70年代——我也接触到一些革命样板戏等等，总体上感觉中国很‘神秘’”，莫教授笑着说。正是由于起初的这些神秘感，因此当莫教授在70年代末于意大利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听到钱钟书先生的一个报告后，她发现汉学中其实别有洞天。
“钱先生在那次会议上做了一个专题报告，很精彩。他用英语演讲，却完全没有讲稿，脱口而就，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正是钱钟书先生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让莫教授意识到“两个文化虽然不一样，但当然应该可以交流”。之后她便开始研读钱钟书先生的作品，并产生了翻译《围城》的想法，由此开始了与钱先生的交往。
“我的名字是钱先生起的”
“我开始是和钱先生通过书信来往。钱先生的信都是用毛笔挥就的，字写得非常好，而且经常引用英文、法文、意大利文等”，莫教授回忆道。“与钱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80年代，在北大，很热的一天。杨先生（钱钟书夫人杨绛女士）首先接待了我，并询问我问题多不多。不过我的问题全是关于学术上的，没有什么私人问题。而且可能因为我说话不?嗦，所以之后钱先生便对我很有好感。”
聊到这里，莫教授尘封的记忆似乎突然被打开，自己插言介绍说：“我的名字就是钱钟书先生后来起的。开始我的中文名字叫‘莫尼克’，每次打电话和别人介绍时，都说‘莫斯科的莫，尼姑的尼，克服的克’。钱先生觉得不雅，随后给我取名‘莫芝宜佳’，兼顾了我的姓和名。”稍顿片刻，莫教授补充说道，“这个中间的‘芝’，不是‘芝麻’的意思，而是取意‘灵芝’，是很好的意思。”
记者再次询问，钱先生在《围城》再版序言中提及她发现的两处“讹误”究竟是什么，莫教授却依旧笑而不答，“那只是很小的事情，钱先生却一直记得那么清楚”。“不过钱先生最令人佩服的就是他的记忆力。我每次问他问题的时候，他总不直接说出答案。而是随手找出一本书，然后翻到某页，让我自己查看。这也是我对钱先生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
1988年，德文版《围城》在德国出版发行。这本描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的小说，在德国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一时间，德国最为著名的《明镜》周刊、《法兰克福汇报》等媒体纷纷发表书评，给予很高的评价，并认为钱钟书先生完全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过由于种种原因，钱先生最终未能得奖。这很可惜，实在是很可惜。”莫教授感叹道。
话锋一转，莫教授的语调突然轻快起来。“我的翻译很不错，真的，不是吹牛。曾经有个朋友告诉我，他在读德文版《围城》时被书中内容吸引而发笑，他的妻子问他，是不是因为这本书，他回答说‘是’。”莫教授解释说，《围城》原著中，语言的幽默感是横贯全书的一大特色。为此，她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去锤炼其德文译文，力求保持原作的风格。
从《围城》到《管锥编》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使用了大量的中西文引证，这些被莫教授认为是“水乳交融”的引述，在她看来也是对中西方文化交流与语言翻译的探讨，而《围城》也就被她当作《管锥编》的“艺术前奏曲”来读，并从中找到了一条通向《管锥编》的捷径。
记者在采访中与莫教授并未涉及太多关于《管锥编》的内容，那是因为即便是普通的中国人至今读起《管锥编》来也有许多困难，对记者来说书中浩瀚如海的古汉语与西文引文着实令人感觉吃力。不过，记者查证到在一篇专门论述“钱学”的资料中曾有记述说：“钱先生曾将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女士称为‘也许是西方第一个发现《管锥编》而写出一系列文章的人’。其《〈管锥编〉与杜甫新解》一书实为海外‘钱学’进一步拓宽深度与广度的重要标志。”
采访后记者翻阅完莫教授这本以探讨《管锥编》的学术理念并以之来验证杜甫作品的著作后，则感受到了钱钟书本人对莫教授曾有的评价：“她对中国近代文学有广泛而亲切的认识，善于运用汉语写出活泼明净的散文，中国人看到了，都会惊叹说，‘但愿我能用外语写出这样灵活的散文。’”
实际上，莫教授并非仅仅对中国近代文学有研究，她目前正在编撰中国自六朝以来的短篇小说史，而提到如蒲松龄的志怪小说与《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代文学作品，莫教授则更是如数家珍。对一些当代作家如王蒙、王安忆、贾平凹等人的作品，莫教授也表示曾经读过。“就是文字本身，这些作家对汉语文字的运用组合，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中西方文化渴望交流’
莫教授认为，近年来随着因特网的发展而出现语言不断融合交汇的趋势，“这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她同时认为，像如今的德语中出现越来越多直接从英语中引进的外来词，“太过分了当然不好”，她特别提到法国国民对保护法语的纯洁性的一些做法。但总体而言，莫教授依然提倡交流。她介绍说，她目前所任职的波恩大学中文系，近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前来就读，“这些学生很活泼，对语言的理解能力很强”，而在她看来，这也造就了中西方文化之间越来越频繁的交流。
在记者再三追问下，莫教授最后终于解释了钱先生不能忘怀的《围城》中的两处“讹误”，“一处是一个人物年龄上的逻辑错误，另外一个则是关于一个字的印刷错误。真的，这只是很小的事情……”
也许，钱钟书先生的文误确实只是件小事情，但由一个德国学者发现指出，却验证了莫教授自己的观点，“中西方文化渴望交流”。正如莫教授在她的《〈管锥编〉与杜甫新解》一书序言中，借用《庄子》中“井底之蛙”的寓言来形容的，“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角色设想为青蛙，把陌生的东方设想为大鳖。这并不是说中国文化就一定比我们优越，而是说它像一面镜子，可以使我们从外面审视自己的视野并借此从井底跳出来。”——这是中国文化的魅力，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带来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