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长城

城墙是一道避垒——到少它能在心理上给人安全感。但历史上那些巨大而复杂的工程真正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吗？
【美国《纽约时报》5月28日文章】题：造长城（作者　史蒂文·韦斯曼）
构筑城墙抵御外敌的做法至少可追溯到特洛伊人，但他们设立的屏障有辱使命，最终被希腊联军用“木马计”攻破。公元122年，罗马帝国动用几乎全部兵力，在不列颠北部沿疆土边界修建了宏伟的石砖墙。随后大约100年间，哈德良长城把蛮族挡在了国门之外。
毋庸置疑，一道城墙或许能让敌人望城兴叹。但技术的革新、人口的压力和敌人的诡秘会让城墙形同虚设。芝加哥大学退休荣誉史学教授威廉·麦克尼尔认为，中国的万里长城没有哈德良长城那么管用，因为它太长了。游牧部落骑马，比汉人的步兵要快，能在汉人赶来抗击之前汇集到长城沿线。麦克尼尔说，汉人最终控制敌人的办法不是阻挡他们而是同他们达成政治和经济上的妥协。
伴随着长城的出现，用于突破城墙的各种器具也应运而生，有发射利箭和石头的弩炮，也有几层楼高的巨型盾牌。成吉思汗攻打汉人的城池时使用了既可车载亦可马驮的武器弹射装置。
核战略史学家菲利普·博比特的新作《阿喀琉斯的盾牌》回顾了城墙与技术改变历史航向的一个经典例子。博比特说，1453年君士坦丁堡城墙被捣毁是现代国家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君士坦丁堡（现称伊斯坦布尔）建在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七座小山上，以固若金汤而闻名。后来，奥斯曼土耳其人把它的城墙夷为平地，他们使用了一种新发明：可以发射石球的熟铁管。
土耳其的这种大炮非常笨重，但在传入西方以后，法国专家发现可以用打造教堂时钟的工艺制作炮弹。15世纪末，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使用新型大炮攻入意大利半岛。
“突然间，城墙、堡垒、护城河等等都成为摆设，”博比特在书中写道，“于是，王公诸侯和寡头政治家们签署了一项公约，核心思想是建立国家，目的是让统治者稳坐江山。”
最后一个城墙理论家大概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时期的军事工程师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德·沃邦。沃邦知道世界上不可能有坚不可摧的城墙，他设计出一套几何图形的屏障，即挖掘平行或同心的堑壕并用之字形通道使之相互连接，便于拖延敌人进攻时间。沃邦要塞的现代版本是朝鲜半岛的非军事区，虽然设置了重重障碍，但恐怕只能暂时阻挡北方的进攻。许多专家认为，阻止北朝鲜和韩国开战的不是非军事区，而是威慑因素———双方都肯不惜一切报复对方。
现代史对城墙毫不留情。最著名的一道长城当数法国陆军部长安德烈·马其诺在20世纪30年代构筑的防御体系。马其诺防线的唯一成就是给了法国人一种安全错觉，然而德国人绕道比利时，轻轻松松攻入法国。柏林墙隔断了东德人同西方的往来，然而无论它在维护安全方面有什么价值，却始终是苏联强权的标志。
从往日的成败当中，我们或许能得出结论：城墙可以让意志坚定的敌人不得不放慢进攻步伐，却绝对不是万能的。其次，正如麦克尼尔所说，城墙代替不了政治妥协。第三，它们在对敌宣传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它们实际上能够带来的安全感。修筑城墙与其说是一种策略，不如说是没有策略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