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哈斯的故事

哈斯，以色列犹太人。1993年搬到了加沙，成了在巴勒斯坦从事战时新闻报道的唯一以色列记者
【美国《洛杉矶时报》文章】题：以色列敌人的呼声（作者玛乔丽·米勒发自西岸拉姆安拉）
在一名自杀性炸弹袭击者的母亲家里，三类记者挤满了起居室。他们是巴勒斯坦记者、外国记者和阿米拉·哈斯。
瓦法·伊德里斯是巴勒斯坦起义中第一名女性自杀性炸弹袭击者。当其他人连珠炮般地向瓦斯菲耶·伊德里斯提出关于她女儿的问题时，哈斯却坐在一旁。她轻声用阿拉伯语与瓦法的朋友们交谈，然后仔细用希伯来文做着笔记。
特殊身份
哈斯说：“我没有马上告诉他们我是以色列人。这倒不是出于安全考虑，只是因为我不想改变事态的正常发展。一听说我是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他们不是变得更礼貌，就是变得更粗暴。我宁可做一个旁听者，而不是参与者。”
作为《国土报》的记者和专栏作家，哈斯是唯一生活在巴勒斯坦统治下的以色列犹太人。尽管以色列政界未必总是对她满怀敬意，但却广泛阅读她的文章。
哈斯说，她的采访内容就是“以色列的占领”。她报道了以色列军队最近进入拉姆安拉和西岸难民营的情况。她记录了巴勒斯坦寻常百姓如何挣扎求生，以色列军队如何摧毁房屋和农场。她讲述了以色列的经济遏制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影响。简而言之，她无情地叙述了成为以色列占领之受害者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如此一来，有些以色列人赞美哈斯体现了民族良知，其他人则谴责她是空想家甚至叛徒。
关于哈斯的两种声音
以巴冲突中，双方在谁是侵略者、谁是受害者、谁是这片土地的合法继承者等问题上各执一词。哈斯的支持者认为，在这场血腥的战争中，她作出了与官方说法不同的另一种阐述。但是，由于她表达了巴勒斯坦人的观点，所以有些人认为她是在支持敌人。
《青年日报》的专栏作家纳达夫·黑茨尼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他说：“她直截了当地为她所谓的巴勒斯坦斗争辩护。她在为他们每天屠杀我们的行为辩护。”
“媒体监督”是一个持中右翼观点的组织。该组织的负责人梅达德说，哈斯采取了“对方”的立场，所以不应该撰写新闻稿。
梅达德说：“我不知道她在心理上是否已经不由自主。如果有人从（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向普萨戈特（犹太人定居点）开枪，她绝对不会到普萨戈特看看枪击事件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哈斯的回答是，许多以色列记者报道了以色列受害者的情况，也报道了以色列政府对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所作所为的说法。她说，以色列人并没有充分了解，他们的政府和军队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干了些什么。
哈斯说：“新闻报道并不是要告诉人们他们爱听的东西。记者的职责是行使监督权利，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而言，以色列无疑是权力的中心。”
她承认，“生活在被占领土上的人都会具有反对占领的思想”，但是，她驳斥了关于她因而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观察者的观点。“按照这个标准，所有曾经当过兵、在军事情报部门工作过、或者曾经是预备役军人的以色列记者都应该离职。这样就会没完没了。”
在以色列，服兵役是一项义务。许多从事军事或国家安全报道的记者都曾经在情报部门工作过。
哈斯：“我决不能做旁观者”
45岁的哈斯出生在耶路撒冷，父母是东欧人，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她从小耳熟能详的就是“抵抗的史诗”。她曾经写到，母亲告诉她，当囚犯们被赶进集中营时，德国妇女就在一旁观看。这段回忆令哈斯感到恐惧，她打定主意，“决不能做旁观者”。
于是，1993年哈斯搬到了加沙。她的以色列朋友认为，这一举动即使说不上是不折不扣的自杀行为，也够得上疯狂。对大多数以色列人而言，加沙就是虎口，是致力于消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贫民的巢穴。
1993年的奥斯陆和平协议签署之后，她在加沙报道了以色列军队的撤军情况，以及由于协议未能带来自由和独立，巴勒斯坦人起初乐观、而后逐渐绝望的情绪。她在《加沙：被占领土上的日日夜夜》中叙述了自己的经历，然后于1997年来到了拉姆安拉。
无论人们是否赞同哈斯关于新闻报道的定义，了解她工作的大多数人都承认，她冒着巨大的风险。她独自住在拉姆安拉。今年3月，当以色列坦克和军队攻入这座城市时，她搬到了一个朋友家里，因为这里更靠近战斗发生的地点。她不借助翻译，经常独自在难民营、示威现场和其他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工作。
哈斯在西岸和加沙地带从事了长达10年的报道工作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官员们和武装组织（如“哈马斯”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领导人对她都已经非常熟悉。但是，那些投掷石块和燃烧瓶的巴勒斯坦百姓未必认识哈斯，也未必知道她写了些什么，这无疑加重了她的危险处境。
在巴勒斯坦人当中工作时，她穿着朴素，态度谦和。她专注地倾听他们的话语，好像这能为数十年的彼此误解作出某种补偿似的。人们不太可能怀疑她在为以色列安全总局工作。不过，她仍然花时间探察这个让她的祖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全副武装的社会。对于那些愿意为杀死以色列人而献身的男子（如今也许还包括妇女）来说，她是个很容易下手的目标。更重要的是，随着巴勒斯坦领土遭到的围困日益严重，她比其他大多数以色列人更容易成为目标。
哈斯不愿讨论这些危险。她只是说，她仅仅受到过两三次严重的威胁，每次都有人来解救她。
但是，她的以色列同事证实了在起义中报道巴勒斯坦领土状况的危险性。大约有1400人（其中大多数是巴勒斯坦人）已经在暴力冲突中丧生。
电视二台的约拉姆·比努尔说：“在此次起义之前，巴勒斯坦人通常是欢迎以色列记者的。即使我要与‘哈马斯’领导人交谈，我都觉得很安全。过去我在拉姆安拉工作，在当地吃午餐和晚餐，就是为了能和百姓交谈，感受那种气氛。如今，我一完成任务就马上撤离。”
哈斯在《国土报》的同事吉迪恩·利维说，在题为“过渡区”的每周一期的专栏中，他也力图报道以色列占领的情况。他仍然短时间地出入于巴勒斯坦领土，但是前往的地方却越来越少。
利维说：“我每个星期都在用性命冒险。阿米拉却每天都在冒险。”
他们为什么冒险？
但是，许多以色列人都提出了同一个问题：“他们如此冒险是为了什么？”
在以色列的三家主要日报中，《国土报》是最小的一家，日发行量为7万份左右，《新消息报》为40万份，《青年日报》则为22万份。在这个越来越倾向于保守的国家，《国土报》也是左翼色彩最浓的日报。有些评论家认为，一小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把建立巴勒斯坦国看作是两个民族和平相处的唯一途径，哈斯和利维只不过是在鼓吹这一观点罢了。
甚至一些赞同哈斯的政治观点的以色列人也认为，她关于巴勒斯坦人苦难生活的报道千篇一律。不知是由于哈斯的报道令人不快、不断重复，还是自以为是，许多以色列人都受不了这些文章。
政府发言人拉阿南·吉辛指责说，哈斯的工作就是“在枪口下报道”——为了留在当地而实行自我新闻检查。但是，许多媒体评论家和新闻界人士说，她和利维为以色列的新闻报道作出了独特贡献。
曾经为以色列前总理拉宾担任发言人的乌里·德罗米说：“战争中确实会发生可怕的事情，我们应该对此有所了解。”去年秋天，哈斯采访了一名以色列士兵。这名士兵透露，军方禁止狙击手把儿童作为目标，但是，儿童只包括12岁以下的孩子。这名狙击手说：“我们可以把12岁以上的孩子作为目标。他们已经不是儿童了。我们接到的命令就是如此。”
在其他文章中，她详细描述了以军摧毁比拉的一处巴勒斯坦建筑的经过，还刻画了拉法赫的那些房屋被夷为平地的巴勒斯坦人。封锁期间，她在一处军队检查站逗留了一天，记录了试图冲破封锁的巴勒斯坦人争吵、恳求和失败的情景。
最近的一天下午，她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倾听附近地区的巴勒斯坦领导人的谈话。这些地区处于被吞并的耶路撒冷的范围内，但又位于该城市最边远的军队检查站以外。他们逐个告诉她，他们缴纳了赋税和电话费，但是，由于工人和修理工认为这里太危险，所以他们享受不到任何服务。

在耶路撒冷和拉姆安拉之间的西岸居民区，阿米拉·哈斯采访“以色列占领”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