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礼赞

【法国《巴黎竞赛画报》4月15日文章】题：我在艾滋病的阴影下存活
原文提要　弗朗索瓦丝·曼西从感染艾滋病病毒到患艾滋病已经16年。现在，她每天要吃10次药。艾滋病完全改变了她的生活。以前她是个好学生，爱好体育，喜欢去海滩和夜总会。她不属于任何危险人群：不嗜毒品，既不是同性恋者也不是妓女。她是被她男朋友传染患病的。当她头顶的天空塌下来的时候，她最初的做法是保守秘密，对同事和家人绝口不提此事，因为她害怕被孤立。她一心投入到英文翻译工作中。但当她身边的朋友一个个死去，她的反抗欲望便代替了沮丧情绪。弗朗索瓦丝不能再忍受沉默，为了重新开始生活，她决定说出自己的病情。现在，弗朗索瓦丝一步步地与艾滋病做斗争，并制定了斗争计划。她准备出一张唱片……最近，她恋爱了。
现年40岁的弗朗索瓦丝·曼西坐在她家（在马赛市内）的小厨房里喝着榨橙汁，透过窗户注视着洒满阳光的花园。像往常一样，她将近8点钟起床，希望好好享受这美好的一天。今天花市开放，她要去买一些黄玫瑰。她倒了一杯水，打开三个药瓶，仔细地数出药，很快吞了下去。这是她每天必做的功课：一天吃10次药。7年来正是这种三药疗法（一次同时服3种药）延续了弗朗索瓦丝的性命。
弗朗索瓦丝在1986年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是一名艾滋病幸存者。她微笑着说：“我的终身工作，就是学会带着艾滋病病毒生存。我发明了一套与此相关的哲学。最主要的是，在这场进行了16年的斗争中，不能让艾滋病病毒占上风。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十分注意卫生的饮食、休息以及做一些放松练习以避免任何紧张。”
弗朗索瓦丝25岁时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在此之前，她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她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护士，父母一直在努力为他们3个孩子创造最好的生活条件。她说：“在女子中学，我是一个好学生。我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梦想成为摇滚歌星。但我的父母对我管教很严，希望我继续学业，将来有一个稳定、体面的工作。于是我决定做一名英语教师。到英国短期学习了英语后，我进了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大学学习美国文学。青少年时期，我进行了许多体育运动，尤其喜欢游泳。后来，每到夏天，我和伙伴们一起到海滩度假，我们开舞会，有时去夜总会。我父母对我的交往一直保持警觉，我也从未违背他们的原则。但我有过几个情人，那都是真正的爱情故事，每次分手都让我伤心欲绝。”
然而有一天，弗朗索瓦丝最好的女朋友告诉她自己得了艾滋病。弗朗索瓦丝大惊失色。她怎么得上的？自己是否也被传染了呢？她们俩曾与同一个人谈过朋友！弗朗索瓦丝去做了检查：她也被传染了！
“接下来的三年里，我精神崩溃了。我不会变老，不会有孩子，不会活很久了。我想：我本是个充满活力的漂亮女孩，现在却要苟且偷生。这是无法忍受的！”
弗朗索瓦丝没有立即意识到自己已不同于常人——在得知这个可怕的消息之前，她感觉自己与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当她想说出这一切，为就这样被剥夺了将来而抱怨不公平时，她不得不面对社会压力，这种压力使她陷入了沉默与孤独中。“1986年，到处都在流传着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是边缘人的说法，人们认为他们不是同性恋，就是瘾君子，或者是妓女。我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人，但如果我承认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别人会强行将我列入边缘人之列，我就会更加孤立。我不想这样，所以向同事和家人隐瞒了病情。再说，我如何将这个不幸告诉母亲呢？”
弗朗索瓦丝不由自主地过起了双重生活。白天，她强作欢颜，先是在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之后在一家公司担任技术英语翻译。晚上，她与其他艾滋病患者朋友一起分担彼此的痛苦。这种互相帮助一方面减轻了她的痛苦，另一方面又干扰了她的生活。她说：“我好像被分成了几截。我渴望重新成为一个整体。但只要我不把病情告诉健康的人，这个愿望就无法实现。”
终于在一年之后，弗朗索瓦丝鼓足勇气向她在血液病部门工作的妹妹纳塔莉——一个艾滋病研究方面的杰出人物讲述了自己的病情。她说：“纳塔莉，你会在医院遇到我。我是艾滋病患者，已经开始接受AZT（叠氮胸苷）治疗。”她的妹妹支持她，与她一起保守着这个沉重的秘密。直到两年后，她们的母亲产生了怀疑。弗朗索瓦丝说：“母亲觉得我变了，变得瘦削了。作为护士，她非常了解造成我们这一代人大量死亡的艾滋病。她希望证实自己的怀疑，尽管我向她承认实情后她会感到非常痛苦。”
从此，弗朗索瓦丝一心投入工作以忘掉痛苦。她说：“1991年海湾战争时期，我甚至通过翻译武器装备使用方法的书籍发了财……我在帮助杀人！一天，我命令自己停下来！我周围的人都在死去，而我居然成为战争的帮凶！这从道德上讲是不可容忍的！”她的一个亲密朋友刚刚当着她的面死去。又一人走了。她已眼睁睁地看着多少人死去了？至少有30多人。这个朋友的死刺激了弗朗索瓦丝。“这不公平，因为她也想活下去，也有尊严。这也是生活的一个教训。去世的时候，她与其他先她而去的人一样，指定我做她的财产继承人。他们都那么年轻，那么英俊、美丽……我摆脱了休克状态，变得愤怒了，我开始反抗。为了帮助艾滋病研究工作取得进展，我应当讲出自己的病情。”
但弗朗索瓦丝希望先帮助朋友皮埃尔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她说：“我在新的朋友圈子里结识了像我一样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皮埃尔。他是一个杰出的音乐家。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病毒侵入了他的大脑，他患上了痴呆症。太让人难以接受了。对他来说，死是一种解脱。”
弗朗索瓦丝决定照顾好自己，虽然她一直感到绝望。她从享受自己所剩不多的生命开始，辞掉了工作。她说：“有一天，我的老板因为我请了半天假而责备我———他不知道我得去医院。我愤怒地掀翻了办公桌，定定地看着他，但却又一次未能说出话来。我使劲摔上门，走了出去。那天晚上，老板的妻子打电话给我，我终于告诉了她8年来使我饱受折磨的疾病的真相。话说出来了，心里也就轻松多了。”
1994年夏天，弗朗索瓦丝与三个病友决定享受一回。他们游泳，喝柠檬汽水，幻想……最后谈论起艾滋病。她说：“我在专门治疗艾滋病的乌弗埃—博瓦尼医院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后来在由与艾滋病、吸毒和受排斥现象做斗争的人组成的一个协会的帮助下，我最终能够说出自己对艾滋病的看法，透过偏见采取正确的生活态度，尤其是能够在社会上要回一席之地！”于是，弗朗索瓦丝成功地找回了自己，“重新粘合起两部分生活”，继续活了下来。
1994—1995年综合疗法的出现，在当时颇为引人注目。那时，弗朗索瓦丝正因多种疾病而卧病在床，如支气管炎、多种真菌病、肺疾患、子宫颈癌初期（一种由艾滋病病毒而引起的感染）。她接受了第一次多疗法治疗。她说：“当时的我犹如一株观赏植物：睡觉、吃饭、起床，能做的只有这些。6个月时间里，我看着自己一点点死去。一天，我能够爬上一把梯子换灯泡了。我非常高兴。我突然意识到：不，还不到死的时候，你能继续活下去！我曾经放弃了工作，放弃了感情生活，甚至写好了遗嘱。突然，经过治疗，我又活过来了！但是，一个已经放弃了自己的生命的人现在该怎么办？对我来说，一切得从头再学。”
由于弗朗索瓦丝大把吃下的化学药物剂量过大，很快出现了副作用。首先是变态反应烧灼着她的身体。“我甚至无法忍受一件普通的T恤衫。”然后是头晕伴随着剧烈的恶心，她曾因此摔倒在街上。最后是做一些充满颜色、气味和声音的梦。“治疗用的一种药对精神有强烈的作用。有些人吃了这种药后变疯了，因为做的梦实在很可怕。我成功地摆脱了梦境。另外，在梦中，我竟不是艾滋病患者！”弗朗索瓦丝还意识到，这种神奇的治疗方法有其局限性。“这种疗法只使用三种药，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毒会发生突变，产生抗药性。治疗中过早地应用了最后的方法。一些人现在已走到了治疗的绝境。”
尽管危险迫在眉睫，弗朗索瓦丝仍制定了今年的计划。最近，她还坠入了爱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与她的朋友们一起灌制了一张唱片，圆了年少时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