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洋干校

1972年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结束了中美两国的对抗，打开了中国外交的一片新天地。这一年，日本等二十多个国家与我国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随之而来的是外交部进入了建国以来的第二个建馆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是50年代）。
而这时外交部内干部奇缺，绝大部分人还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锻炼。我1972年才从江西干校抽调回京，参加完中日建交谈判已近年底。1973年春节过后，我突然接到干部司通知：我被任命为中国驻达荷美（1975年改称贝宁）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立即去达荷美建馆。机票已订好，两周后出发。
“军令如山倒”
外交官执行任务历来是“军令如山倒”。但这一次任务之难，是现在难以想象的。组织上只给了我两周时间做准备，实在是太罕见了。因为即使通常情况下派去使馆工作，总也得有两个月的准备时间，如参加学习班、熟悉驻在国情况、安排个人事务等，何况这是建馆。
主管非洲事务的何英副部长向我交代任务时说，这是一个特殊的任务，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此事。
达荷美位于西非几内亚湾北部，当时该地区的十多个国家中只有尼日利亚和多哥刚与我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与达荷美曾在1964年11月建立了外交关系，1966年达荷美政变后与我断交。我使馆建立不到一年即匆忙撤馆，损失不小。1972年10月，克雷库新政府上台后表示愿意恢复同中国的外交关系，以寻求我对其新政府的支持。在复交谈判中，对方表示同意与台湾当局“断交”，并立即通知台湾“使馆”人员离开。但对方同时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台湾在那里的农业援助，希望中国政府继续完成。
考虑到与台湾争夺外交空间的需要，在复交谈判中，我方承诺接管台湾在那里经营的3个农场。当时，来华访问的达荷美外长甚至提出希望我农业先遣人员马上就跟他们代表团一同去达荷美，以有利于争取农民对新政府的支持。由于需要一系列准备，经双方再三磋商，同意专家组3月抵达。
周恩来总理听取了外交部的汇报后，指示外交部告诉对方，对台湾人员，譬如农耕队，在我们的人员没有去以前，可以让他们不以国家的名义留下，维持一段时间，因为没有人去接替，水稻田就会荒芜。同时，我方应迅速派出先遣人员。对方在谈判中提出，荒芜造成的经济损失，希望中国政府能承担赔偿责任。条件是很苛刻的，但农场的实际情况怎样，我们并不清楚。所以，从总理办公室到外交部领导，都急切地希望先遣人员早日到达现场。
当时，无论是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都已不容拖延出发的日期了。而且它还意味着，我此行在建馆工作之外还要同时负责农业专家的工作，农业专家组的工作有时还要优先。
目的地不明
我们除了时间紧这第一难和任务重第二难之外，还有第三难——情况不明。
我那时虽然已在外交部工作近20年，却从未接触过非洲事务。因此，对达荷美情况的了解全部要仰仗资料和信息。但当时的外交部，由于文革的破坏，许多工作十分混乱。非洲司以前主管达荷美事务的同志已被调走，没人能提供达荷美的任何情况。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使馆将建在哪个城市都没有人能说清楚。按照资料，达荷美首都是波多诺伏，但我在调看档案时发现，以前驻达荷美使馆的电报发报地是科托努。大使馆是在首都波多诺伏还是科托努？我跑了几个部门也问不出头绪。
问不清也得按时离京。我们拿着到科托努的机票登上了飞机。我作为一行人的领队，表面镇静，心里却是忐忑不安。因为台湾在达荷美经营多年，那里的亲台和反华势力很猖獗，各种危险因素都存在。而我们几乎两眼一抹黑，既不清楚目的地，也不清楚从科托努到波多诺伏能有什么交通工具。同行的10位农业技术人员都是从四川各县抽调来的，第一次出国……我不敢想下去，心里只抱着一线希望，到巴黎转机时，我驻法使馆可以帮上一些忙。
哪知到了驻法国使馆还是大失所望。使馆没有人知道我们应该到科托努还是波多诺伏，达荷美在巴黎也没有使馆。我正焦急不堪时，突然想到我们去科托努的飞机是法国航空公司的，于是急忙去法航打听。法航经理说他们不知道大使馆究竟在哪儿，但他们在科托努有个办事处。于是，我们只得请求法航帮助我们通知达荷美外交部，告知中国代办一行21人乘法航某航班某日到达科托努。法航经理十分热情，表示一定能办到。
在巴黎登机前，为预防在科托努机场遇到麻烦，我们把11位使馆人员和10位农业技术人员混合编成几组，如遇到什么情况，以小组为单位处理。到了科托努机场，我宣布我先下飞机，其他人员看到我的手势再下来。我们穿着中国特色的中山装，在人群中很显眼。
我走下舷梯，一位又高又大的黑人走上前来，他自我介绍是达荷美外交部的礼宾司长，是来迎接中国代办的。从他那里，我们终于搞清了困扰我们半个月的难题。他告诉我，宪法规定的首都是波多诺伏，但总统府和外交部等在科托努，我们的大使馆也应设在科托努。我提了半个月的心总算稍微踏实了一点。而实际上，工作还没有真正开始。
“非洲干校”
第二天一大早，一位房产商来到旅馆，表示要带我们去选择使馆用房。他神秘地告诉我们：“昨天晚上又发生政变，你们知道吗？”刚一来就听到这样的惊人消息，我们大家的神经又紧张起来了。达荷美是个政变频繁的国家，从1960年8月独立到1972年，先后发生了5次军事政变，12次更换国家元首。现在的克雷库政权也是政变后刚上台，国内局势尚不十分稳定。我立即派出几组人员分头上街打听消息。所幸有惊无险。原来，昨晚确有一小股武装团伙捣乱，但已经解决了，市内已平静。
预料不到的困难一个接着一个。建馆的第一项任务是选馆址。在科托努找房子相当困难，最后在市区找到了一幢新建的小楼，房间虽不多，但有一个大厅和一个院子，经大家反复讨论，一致决定先租下来，以后再慢慢扩展。我们一面同房东谈判，一面到商店去订购床，由于商店没有现货，只得到工厂去定制。
住旅馆有很多工作上的不便，加之一些同志不习惯，都急着想搬出来。很快，我们二十来人从旅馆搬进新居。又一次没料到的是，商店老板不讲信用，到期一张床也没送来，说是工人罢工影响了工厂的正常生产。可旅馆的房子已经退了。大家一商量，干脆去商店再采购一些硬纸包装箱，大家都来睡地铺凑合几天算了。
睡的问题临时解决了，但吃饭也不易。由于当地太穷，各种炊具采购不全。大家一致同意先吃几天面条，不炒菜。但吃面条必须用筷子，可科托努没有华侨，派出去的同志跑遍了全市也买不到一双筷子。没办法，只好砍院内的树枝代替。
科托努气候炎热，晚上大家挤在一个大厅里睡不着，就互相打趣，说我们这回是下放到“非洲干校”来了。
我们当时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圆满完成了建馆工作，在当地立住了脚，并初步打开了局面。
与此同时，专家组接管农场的工作也进行得十分艰苦。当地的实际情况同谈判时对方讲的完全不同。台湾在那里兴建的3个农场，已开垦好的和未开垦的都早已荒芜一片，长满了一米多高的野草，看不到一棵庄稼。事实上，那里的生产已经停止，因为不能及时发放工资，农工常罢工，该收的未收，该种的未种，农场早已经瘫痪了。
台湾农耕队早就想撤走，听到新政权要同中国复交的消息，就把能开动的汽车、拖拉机大部分转移到西非其他国家去了。剩下的作了人情，私下送给了当地官员。农机具仓库中的物件全部搬空，没有留下一件有用的东西。
我们的农业技术人员面对长满荒草的大片土地，手头又没有一件农机具，只得一面重新制定规划，一面同达荷美的农业主管官员沟通情况。后来，我们的技术人员发现草丛中有一些被丢弃的坏的手扶拖拉机，就把它们拣回来，不顾闷热的天气，细心地拆卸、清洗，重新修复了一些手扶拖拉机，并开始耕作。达荷美的农场官员看到后很受感动。达荷美农业部门和外交部的有关官员同我们使馆人员一起讨论后，认为农场这样的结果不该由中国方面承担责任。
在国内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的农机具很快运到了。经过农技人员紧张的劳作，不多久，农场荒芜的土地上长满了绿油油的庄稼。达荷美政府官员对此表示十分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