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没有白坐的黑牢”

李敖是台湾最具争议的作家，以好斗而闻名，“挺身与国民党当权派斗争”，“又挺身与台湾人当权派斗争”，是个“独行侠”。但李敖也有温情一面。其中《李敖回忆录》一书就记述了他对恩师以及当年狱中难友的深切怀念。请看：
【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3月号文章】题：没有白坐的牢——忆述难忘恩师，以及当年狱中患难之交（作者　李敖）
李敖是台湾最具争议的作家，现年66岁，自言写过1500万字以上，作品有散文、小说、诗、论述等数十种。李敖好斗，“挺身与国民党当权派斗争”，“又挺身与台湾人当权派斗争”，是个“独行侠”。但李敖也有温情一面。本文摘录《李敖回忆录》一书中两个重点：其一是他对“导师”严侨的深切怀念，从中表达了浓厚师生情；其二是他曾以言犯禁，在国民党时代坐过两次牢，却始终坚持信念，没有屈服，更在狱里认识了一些朋友，成为患难之交。
难忘的导师：严侨
我在省立台中第一中学最难忘的一位老师是严侨。严侨是福建人，严复的长孙，身材瘦高，头生密发，两眼又大又有神。他31岁时到台中一中，那是1950年8月间，比别的老师稍晚来，却很快便使大家都对他有好感。
1951年，我16岁，暑假之后进了高一甲。严侨教数学，是我班上的老师。严侨上课，才华四溢，常在课堂上聊天，有一天居然说：“我要把你们思想搅动起来！”还有一次，他为了证明他说得对，跟我们说：“我若说错了，就把名字倒写！”接着就极熟练地把倒写的“严侨”两字写在黑板上，我们鼓掌呼啸，师生融成一片。
严侨真是迷人的老师，我越来越欣赏他，曾花几天时间写了封长信细述我成长的历程、对现实的不满、对国民党的厌恶等等，交了给他。严侨看了，对我有所劝慰。他跟我的交情，自然也就不同于一般师生了。
1952年我升上高中二，编到高二戊，数学改由黄钟老师来教。严侨虽然不再教我数学，和我的交情却与日俱深。后来，黄钟病倒住进医院，一天严侨去探望他，碰到我。我告诉他，医生说黄老师恐怕没希望了，他听了颇多感触。
那时已是晚上，严侨要回家了，约我同行。在路上，他低声告诉我：“你不要回头看，我感觉到好像有人跟踪我，是蓝色的。”（国民党特务源出蓝衣社，他指蓝色，当然是指特务。）我顿时若有所悟。
隔天黄钟死了，严侨再去医院，感触更多。当天晚上我送他回家，他邀我进去坐。昏暗灯光下，他劣酒下肚，终于告诉我，他是“那边来的”——原来他是共产党！
我曾多次跟严侨夜谈，约略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他来台湾比较晚，是偷渡上岸的，当时还带着严师母。他到台湾后，给发现了，特务把他请去，问他来台湾干什么？他说来投奔自由。特务说，胡扯，你爸爸在福州做共产党的副市长，那么前进，你怎么这样落伍？严侨说，我不是来投奔你们，是来投奔自由，何况我有老母在台湾，我要来照顾她。特务查出严侨果然有老母在台湾，只好暂且相信。
严侨在台中一中一边教书，一边也看了不少书。严侨是共产党，却身陷台湾，脱离了红色的磁场，孤单地局促在蓝色的泥淖里。
一天晚上，严侨又喝醉了酒，突然哭起来，对我说了最重要的一段话：“十多年来，我让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而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就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
我相信他说的，答应跟他走。我当时梦想会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梦想毕竟是梦想，一天半夜，五个大汉惊破了他的梦和我的梦。他被捕了。那是1953年的事，当时严侨33岁，我18岁。几年以后，我听说严侨死在火烧岛（绿岛），后来才知道是误传，因为严侨被关5年后就出狱了。
严侨是我人格上的导师。虽然导师被捕了，他的学生还在前进——他的学生没有倒！
首次入狱（1971—1976年）
我被请上黑轿车之后，车子立即直驶往台北市博爱路警备总部保安处。我被带进讯问室的最后一间房，旋即进来两名特务，连夜疲劳审问。
在所有问题中，最令我困扰的是一再问我什么是“两个半”？我莫名其妙。最后，特务告诉我，“两个半”是魏延韩说的：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台独，谢聪敏是一个台独，李敖是半个台独。但魏延韩从来没跟我提过什么“两个半”，我从何答起？
侦讯人员告诉我，根据他们得到的情报，以彭明敏为首的叛乱活动“台湾本部”有五个委员，我是其中之一。
多年后，我看到谢聪敏在海外忆述旧事，谈到“台湾本部”。谢聪敏说：“我被捕后首先受到八天八夜的疲劳讯问……特务指出‘台湾本部’要有五个委员。‘你先把两个木的编进去’，特务说。我把当时国民党想尽办法邀请回台的林二先生排进去……‘我们要的是李敖，不是林二。’”
我在保安处讯问室第5房住了近一年，那是我一生中最阴暗的日子。1972年，我从保安处改押景美军法看守所，等候军法审判。我在警总军法处被乱判叛乱罪的“主文”是：李敖预备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6年。
收到判决书后，我拒绝上诉，准备在牢里坐它10年。后来蒋介石去世，大减刑，刑期就短了。“主文”是：李敖预备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处有期徒刑8年6月，褫夺公权4年。
我从2号房迁到11号房以后，“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爆炸案”的刘辰旦迁到6号房，跟“成大（成功大学）共党案”的吴锦江同房。
6号房在11号房的斜对面，从高窗中可以打照面。我有块破门板，便用书物垫起，搭成桌子。我一上了桌子，头就可伸到高窗上。而刘辰旦那边，也可攀住高窗。从高窗俯视，若走道上没人，就可以用暗号联络对方上高窗讲话。
不过为防其他房的人旁听，有时候也用“大字报”。所谓“大字报”即把纸裁成长条，用毛笔写上掌心大小的字，自左向右横写，呼叫以后，一张张再自左向右慢慢传送，传后撕碎，从马桶冲走，片纸不留。
后来我迁到8号房，和刘辰旦同在一排，不能打“大字报”了，惟有多靠呼叫。刘辰旦有时把许多消息写在小纸条上，偷偷封在面袋里，佯做送面给我，请外役转来。
我那时很自私，也很谨慎，不回传字条。刘辰旦的字条有时用菜盆传给7号房的吴荣元，再由吴荣元从外窗传给我（7、8号房有外窗相连，下有细缝）。
吴荣元和吴锦江都是“成大共党案”的头目，吴锦江判无期徒刑；吴荣元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吴荣元与同案的刁德善，我为他们买了当时几千块钱的书，让他们带到火烧岛。吴荣元去火烧岛前，留字给我，感谢我的“不言之教”。
我不回传字条，刘辰旦一点也不怪我，仍旧对我关怀备至。1975年4月25日，我忽然收到一个生日蛋糕，原来是刘辰旦请他姊姊特地为我买了送来的。
1976年11月19日我出狱那天，他们交给我“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开释证明书”一纸，上面有例行印好的“行状及悛悔情形”专栏，栏中有例行的思想已改正字样。
我既未去过绿岛，也从没悛悔，收到这张证明书，真又好气又好笑。
“二进宫”（1981—1982年）
在我大踏步向前复出的过程里，国民党官方也显然在设法封杀我，不让我卷土重来。官方意想不到地捡到一个封杀李敖的机会，就是萧孟能诬告我的案子。萧孟能利用我帮他料理水晶大厦这件事做切入点，诬告我侵占。起先台北地方法院判我无罪，但到了高等法院，却判我坐牢半年。
我本来应该送去桃园台北监狱，他们却把我留在土城看守所，想必是台北监狱太挤，没地方让我一人独居，而“上级”认为李敖若跟其他人杂居，就会知道得太多，实在以独居为宜。
我最感谢两位囚犯。一位是于长江：他本是台中一中的学弟，因退票坐牢，给派到伙房做饭。他经常为我烧个菜，老远自伙房端来送给我，让我“吃小灶”。另一位是石柏苍，原来是台北地方法院书记官。牢里人手不足，白天调他去办公，晚上回牢房，住在我隔壁。自从认识了他，就无异认识了一个“贼”。他白天去办公，晚上偷运资料给我，我就根据资料，在狱中秘密写成45000字的《监狱学土城——第二次政治犯坐牢房：“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1982年2月10日我出狱当天下午，就开记者会公布此文。由于我一再发表有关司法黑暗、监狱黑暗的文字，并陆续为许多冤狱抱不平，引起多方关注。
在牢中术语，第一次进监狱叫坐牢，第二次却叫“二进宫”。我在“二进宫”6个月里，朋友都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