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家庭暴力泛滥程度令人注目（下）障子后面的悲惨故事

   

贵美子的痛苦经历
61岁的贵美子已是两个成年女儿的母亲。她花了数小时的时间才字斟句酌地叙述完30多年来所受的虐待。
在日本，家庭法院的卷宗是严格保密的，贵美子也拒绝透露她丈夫的居住地，因为她深怕一丁点的接触都会让丈夫发现她的行踪。她说，她到死也不想再和他说一句话。
贵美子所叙述的细节与她的一位长期密友提供的情况完全吻合。她的律师说，考虑到贵美子曾经受到过的折磨，法院同意在双方当事人不必接触的情况下处理所有的财产纠纷。家庭暴力顾问们说，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寻求专门援助，他们发现，像贵美子这样的故事其实司空见惯。
贵美子说：“我只是希望其他的女人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1965年，她与一名工作勤奋、看上去很有责任心的男人结婚。但婚后不久就出现了问题。他开始砸东西：晶体管收音机、盘子、电饭煲。后来他开始向她扔东西。最后，他撕下了所有的道德伪装，开始殴打她———殴打从此成为他们婚姻的常事。
很多次，他扼住她的脖子直到窒息；或者手持菜刀威胁她，然后剁碎一盒纸巾后告诉她：“下次要剁的就是你。”
但精神折磨却是永无止境的。他占有欲很强，监视她的一举一动。他挑剔她的说话方式、衣着、举止和她做饭的动作。几乎每天下班后，他都要盘问她当天是否离开过家、什么时候回来、见到了谁。
为了确保她当天呆在家里，他要她录下一长串的电视节目，并且不定时地给她打电话。他在家的时候，打进来的电话会直接引起他的怀疑。他会盘问她，是谁打的电话，说了什么，为什么说了这么久。甚至一个他不喜欢的表情也足以使他暴跳如雷。
一次，她难得地去了娘家一趟，回来后发现他用剪刀剪碎了她的衣服。最令人感到屈辱的是，他常常没来由地让她给他下跪。
由于难为情和害怕，她不愿对别人说这些事；他们身边的人也守口如瓶。因此这件事始终是个秘密。一次他推倒了一个巨大的橱柜，但包括他母亲在内的全家人都好像若无其事。
贵美子说，他们居住的社区人口密集，这么多年来，邻居们一定听到了他们家中传来的殴打、撞击和尖叫的声音，但没有人问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在日本社会里，干涉他人的生活是一件太微妙的事情。这也是日本的传统习俗之一。”
一次，贵美子当时年纪尚幼的女儿鼓起勇气要报警，但贵美子强迫她放下电话，因为她很害怕丈夫会报复。警方后来回了电话，但贵美子告诉他们说那不过是孩子在玩电话。
这么多年来，她摸索出了一套生存诀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只做丈夫让她做的事，避免发呆，尽量显得顺从。
有时她也想从家里逃出去，但又担心经济来源、邻居们的看法以及对孩子们造成的影响———甚至在她女儿从家里搬出去以后很久还这么想。放弃一切带来的后果让她不寒而栗。死亡也一度成了对她很有吸引力的一条路。她说：“我希望他或者我会死掉———得癌症、遇到恶性事故，或者什么重物落在头上。那是我能想到的唯一一条摆脱痛苦的道路。”
90年代中期丈夫退休时，她对自己说，所有的问题都将不复存在，因为他不再有工作压力了。但事实是，情况变得更糟糕了。他上班的时候她每天至少还有几个小时是清静的。但现在，只要他睁着眼睛她就不得安宁。
他生性一丝不苟，每天按照严格的时间表学经济课程、读书和下围棋。她对他的勤奋和进取心存敬佩，但他并不以同样礼遇对待她。他不让她参加学习班或加入俱乐部，也不愿让她见朋友和亲戚。
一天，他用一把大剪刀在她的吉他上挖了一个大洞并把它扔出窗外。几乎与此同时，由于贵美子遇见了一位朋友，他醋意大发，不停地打她直到一根肋骨折断。
这两件事使贵美子下定决心逃走。在将近60岁的时候重新开始生活无疑困难重重。举棋不定的时候，她就站在浴室的镜子前问自己，是否想在60岁和70岁时还被丈夫殴打。
她事先选定了几个月后的一天。她读到的一本小册子上建议说，受虐妇女应当在温暖的天气里逃走，因此她选择了一个春日开始阅读心理学方面的书，并与心理顾问取得了联系。随着日期的临近，她开始把几箱衣服和照片寄给密友和亲戚。
事先把钱存好可能会让丈夫有所警觉，因此她一直等到离开家的那天才从银行帐户里取了几千美元出来。那一天，她仍然尽职尽责地为丈夫和婆婆做好了午饭，然后在中午前借口“看牙医”离开了家，随身只带了一个小购物包和日常用品袋。走出家门的时候她的心狂跳不已，生怕丈夫会察觉有什么异样。
她在收容所呆了5个月，接受了咨询并参加了一些集体活动。后来她找到了一间小公寓，还参加了职业培训。
几个月之后，她找到了一份大厦管理员的工作，每月挣800美元，但不够维持生计。她的律师成功地迫使她分居的丈夫每月为她提供1050美元的生活费。但是，由于她在经济上仍然依赖丈夫，根据日本法律的规定，她就不能要求离婚。
贵美子仍然害怕丈夫。她甚至没有告诉女儿自己的行踪。
但几十年来，她第一次感到了自由。
她说：“我很高兴自己终于逃出了恐怖的生活。我自由了。我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