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宾工作无小事

我到外交部工作近40年，一直在地区司和驻外使馆工作，对礼宾业务所知甚少。但通过多年的观察和实践，我深深感到，礼宾在整个外交工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需要有很强的政策性、很细致的工作作风，更需要有高度的责任心。稍有疏漏，便会造成很坏的对外影响。在这方面，几十年来我所经历和看到的几件事，至今难以忘怀。
按计划，越南总理范文同应在火车上品尝丰盛的中国风味小吃，但因中方工作失误，早餐改成了大米粥就咸菜
1964年9月底，越南总理范文同率党政代表团访华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庆祝活动。离开北京后，范文同由外交部罗贵波副部长陪同，前往上海、杭州、南宁参观访问。当时负责此次接待工作的是外交部国际司的一位副司长和亚洲司的一位处级干部。我作为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翻译也随团活动。
范文同总理去外地主要是乘坐专机，中方只是对从上海到杭州一段路程作了一项特殊安排。考虑到客人们计划在10月4日上午8时离开上海，乘专列到杭州只需一个多小时，如在火车上用早餐，便可一边品尝上海的风味小吃，一边领略路旁的江南风光，别具一番情趣。客人们对这一安排表示十分满意。为此，客人们下榻的锦江饭店的厨师作了充分的准备。4日上午，客人们准时离开上海，车站上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欢送仪式。
专列车厢布置得美观、整洁。外交部礼宾司的官员请范文同总理和罗贵波副外长在车厢正中位置就坐。火车启动后，宾主愉快交谈，并准备品尝丰盛的早餐，但十多分钟过去，仍不见服务员端来早餐。礼宾官便去催问列车服务员，对方回答从未听说贵宾要在列车上用早餐。这时负责具体落实早餐的那位干部猛然想起，原来头一天晚上他忘了告诉锦江饭店，要提早把准备好的早餐送到专列上。此时，中方官员的尴尬和客人的茫然可想而知。在无奈的情况下，罗副部长指示，先看看专列上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但列车长说，只有少许生大米、咸菜和几个生鸡蛋。于是决定临时现熬大米粥、煮鸡蛋。又过了约20分钟，服务员在范文同总理和罗副部长面前摆上了两碗大米粥、一盘煮鸡蛋和一小碟咸菜，其他客人和中方陪同只得“买参观票”了。客人们照样谈笑风生，表现得若无其事。但中方所有陪同人员的感受真是难以名状。
范文同内部访华，被安排住进钓鱼台较小的三号楼，周总理见状十分不悦，并说服江青将八号楼让给范文同
1965年春，我到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工作。1966年春节前后，朱其文大使决定请越南交通运输部部长潘仲慧和该部数十名官员到大使馆出席一次电影和冷餐招待会。主管礼宾工作的干部在发请柬时，无意中夹进了一张只看电影的请柬。谁知凑巧得很，这张请帖偏偏落在了潘仲慧部长的手里，而大使馆对此却全然不知。
招待会当天下午，越南交通运输部打电话给大使馆说，大使馆的请柬已全部收到，绝大多数的请柬都写着看电影和吃饭两项内容，只有潘部长的请柬只有看电影一项内容，潘部长想了解一下，他到底吃饭不吃饭。这时大使馆才意识到工作的疏漏，一再表示歉意，并马上补送了请柬。当时中越两国关系和大使馆同越南交通运输部的关系都很好，对方也不认为大使馆是有意这样做的。但此事暴露了大使馆礼宾工作的不够细致。
1966年夏，越南总理范文同内部访华。我当时正从驻越南大使馆回国休假，临时被借去参加接待工作。专机预定于午前到达北京首都机场，原计划是周总理到机场迎接，由于总理临时有事，改由李先念副总理迎接并陪同至钓鱼台国宾馆。抵达钓鱼台后，客人们被引进一栋小楼。范文同总理曾多次访华，对钓鱼台的各栋楼已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他看见这次住进的楼房较小，便小声询问身边的越南大使陈子平：“这是几号楼？”陈大使回答说：“三号楼。”范文同未再说什么。下午约2时，周总理来到三号楼，对安排客人住三号楼十分不高兴。
总理问负责接待的礼宾司副司长，为什么这样安排。副司长报告说，许多楼里都住了客人，就连这三号楼，还是当天上午陈永贵同志搬走后才腾出来的。总理问，为什么不住六号楼？副司长回答说，六号楼住进了巴基斯坦议长，因为考虑到巴基斯坦是友好邻国。总理说，越南不仅是友好邻国，而且是抗美前线，为什么不想一想？接着，总理又问，为什么不住八号楼？副司长面有难色地说，八号楼正住着“江青同志”。总理说，有困难为什么不报告？最后，总理表示由他亲自去和江青商量。经过总理做工作，江青搬出了八号楼，范文同于当天晚饭前住了进去。副司长当面向范文同表示了歉意，并告诉范文同说，他为安排住房事受到了周总理的批评。
越南主席府送来一个转给胡主席的大信封，我当时正忙一件别的事，接过来后忘了及时交给中国民航班机
20世纪60年代，胡志明主席曾多次到中国休假、疗养。为了保持同国内的经常联系，越南主席府每周都派人将有关信件送到中国大使馆，再由大使馆通过中国民航班机带到北京，转给胡主席。1968年秋的一天，越南主席府派人给大使馆送来一个转给胡主席的大信封，我当时正忙一件别的事，接过后忘了及时赶到机场，交给中国民航班机机组。
到下午5时左右，我突然想起主席府送来的信封，可民航班机这时早已起飞。我只好向大使馆陆维钊代办报告，承认错误，并请示如何解决。陆代办说，信是送给胡主席的，不管内容是否紧急，都必须按时送到北京。考虑到当时中国民航班机从河内起飞后，要在广西南宁降落并过夜，第二天上午8时才从南宁飞往北京。于是陆代办决定立即派人连夜将信封送到南宁。
方案已定，陆代办便把大使馆的两位司机请来，让他们赶快准备车辆，晚饭后马上动身，两人轮流驾驶，连夜赶往南宁机场，一定要在次日上午8时前把信封面交给民航机组。陆代办还强调，这是重要的政治任务，务必完成。两位司机表示，一定圆满完成这一“重要的政治任务”。这件事已过去了三十多年，我至今想起来仍感到内疚：两位司机同志冒着美国飞机轰炸的危险，连夜兼程奔赴南宁，却是由于我的一时疏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