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喀布尔做美容

阿富汗的妇女神秘，只向女性开放的美容院更神秘。为撩开这层神秘的面纱、深入了解塔利班倒台后的阿富汗妇女状况，本报女记者“冒险”走进喀布尔美容院，成为多年来第一位在阿富汗做美容的中国人

喀布尔有一条街叫花街，也确有三四家花店，可惜只有绢花，没有鲜花。但这里最吸引外国人的还要数一家又一家货色齐全的杂货店。除了酒，你可以找到各种现代生活用品，特别是食品。就在离杂货店不远的地方，最近新开了一家美容院。
美容院虽小，生意却很红火
喀布尔的理发店其实不少，但都仅向男士开放；美容院只有少数几家，整天挂着镂空的针织窗帘，一副神秘莫测的模样。
一天，我敲开花街上这家名叫洛克夏的美容院的大门。进到里面却被吓了一跳，30平方米的房间里挤了10个女人。好几个人头上都绑满了用木棒做的发卷。多数阿富汗女人的头发都乌黑浓密，白森森的原木棒在这里那里伸出来，煞是醒目。
一打听，屋子里的6位客人都要参加婚礼，其中一位是新娘，新娘头上也戴满了发卷，长得并不漂亮，也不爱说话，看得出既有些紧张，又有所期待。
四位浓妆艳抹的美容师正在忙着给两个女人化妆。妆化得很浓，涂了很厚的粉底，眼影、眼线和睫毛膏都是描了又描。这两人的皮肤偏暗，化过妆后是一种很没有生气的白，再加上屋里没有灯，外面还下着雪，光线较暗，一张张脸都像是戴了假面具，却始终兴高采烈，表情十分丰富。
屋里没有生火，一说话白白的哈气飘来飘去，女人们却都穿着西式短袖晚装和高跟凉鞋。窗外飘着雪花，不时有裹得严严实实戴着蓝色面罩的女人默默走过。屋里屋外的那种反差很有些后现代的感觉。
做一次头发，化一次妆——5美元
店主叫卡丽玛，自己说今年27岁，但由于已经发胖，再加上妆化得很浓，看上去像37岁，人却是很热情、爽朗。她说自己16岁结婚，结婚后按规定不能再上普通中学，只能上职业培训学校，当时还是苏联占领时期，有从印度请来的老师教美容美发，后来她就一直自己开店。塔利班统治时期禁止妇女工作，但丈夫丢了饭碗，为了养家糊口，卡丽玛只能在家里偷偷开美容院。很多老主顾都知道她家，因此生意一直不错。
坐在沙发上的新娘的姐姐开了腔：“我们那时候就常去她家里，总像做贼似的。出门时得加倍小心，既要戴好面罩，又不想把做好的头发弄乱，只能从里面用手指把面罩小心翼翼地顶起来，尽量不压着头发。”
新娘的姐姐叫法泰玛，是个裁缝，很爱讲话。她说：“我们现在算是解放了，可是阿富汗经济又是一团糟。要是能天天来美容院化妆做头发就好了。”
普通人在美容院做一次头发，化一次妆需要5美元，新娘需要25美元。这对于收入菲薄的喀布尔人来说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其实所谓的美容院陈设非常简陋，两张类似80年代初国内流行的三面梳妆台，墙上的架子上摆满了空发胶瓶和洗发水瓶，还有一些印度电影明星的招贴画。椅子是最简单的塑料椅和一把非常破旧的高背转椅，墙角放了一排转角沙发。
卡丽玛拿着一本印度妇女杂志给我看美容院设备广告，希望有一天能添置上面的椅子、洗发和烫发设备。“可是，”她激动地打着手势说，“我们这里白天一直没有电，连电推子、吹风机都不能用。”
美容院有一台很小的台式录音机，没有电，用的是蓄电池，没完没了地放着热闹的印度歌曲。可能是接触不好，稍不小心碰一下桌子就会哑了声，但这并不影响她们的兴致，几位美容师听得兴起还跳起了阿富汗舞蹈。
没电没热水，理发前的洗头就免了
接近中午时分，新娘子终于化好了妆，换上了粉色的婚纱，可能是因为妆很厚，又成了众人注目的中心，所以不再害羞，表情也生动了许多。
一帮女人欢天喜地地走了，手里拿着蓝色的面罩。出门前犹豫了一下，试着想戴在头上，又不忍心破坏头发，终于什么也没戴就勇敢地走了出去，钻进停在门口的车里。
屋里一下子空了下来。我对卡丽玛说：“给我修修头发吧。”4个人立刻都笑弯了腰，卡丽玛指着我的头说：“你哪里还有头发？已经和男人一样短了。”
在我的坚持下，她从里面的屋子里找出了一块白布给我披上，又端起了一个硕大的喷水壶把我的头发喷湿。“难道你们阿富汗人理发前都不洗头？”我好奇地问。
卡丽玛耸耸肩膀：“以前我们是洗的，但现在没有电就没有热水，所以只能将就了。”
喷湿了头发，她拿出一把类似北京商场里布料专柜用来裁布的大剪刀，站在我背后开始琢磨。她说以前在杂志上见过我这种发型，但从来也没有哪个阿富汗女人要求剪这么短的头发，所以她也不知从何处下手。
我在镜子里看到一张陌生的脸
在我的鼓励下，她终于下了剪子。但只两下，我就发现她真是不知道怎么剪。只觉得我后面的头发齐刷刷地被剪了下来，绝无层次或角度。我急了，忙说还是算了吧，可她来了劲，非说我鬓角长了，也需要修理一下。我只好随她去了，只两剪刀，我的还算有几分女人味的鬓角就变成了直楞楞的男人鬓角了。
我赶紧扯下布，说已经很好了。但卡丽玛还是余兴未尽，非要给我修眉毛。说着就从针线包里找出了一股黑线。对折后绕了好一会儿，然后把一端衔在嘴里，一端绕在手指上，用另一只手拉扯，形成了可以变换大小的夹角。只觉得眉骨附近的汗毛一根根全下来了，我痛得大叫。她们哄堂大笑，但并不住手，又扯了几下才停下来，却抱怨说我娇气。
我以为终于可以解放了，但卡丽玛又要求给我化妆。看到她兴致很高的样子，我只好豁出去了，大不了一会儿回家就洗掉。
当然，没有洗脸她就开始用已经看不出颜色的海绵给我脸上扑粉。她的帮手们兴奋极了，七嘴八舌地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的美容院里有没有男人给女人剪发做美容的，中国女人是不是可以随便找男朋友，中国有没有减肥药，有没有治皱纹的药，以及我的男翻译是否可以进我的屋等。
就这样说着，我的脸上已经被涂了七八道。当卡丽玛说完的时候，我看到镜子里一张陌生的脸：夸张的红嘴唇，不堪重负的睫毛，描得又黑又长的眼线。这哪里还是我呀！争执了一番之后，卡丽玛还是没有要我的钱。我只好到对面的花店买了一束花送给她。
坐上车，翻译告诉我，他刚打听到，当天阿富汗尼在外汇市场上大跌。我一听就要去，他却说：“你就别去了，你今天太漂亮了，外汇市场上很挤，有几千个男人，你去太不安全。”
在翻译和司机的惋惜声中，我赶紧跑回家洗了个脸，并不是怕去外汇市场有什么危险，而是怕厚厚的睫毛膏掉到我的隐形眼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