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重症需要文化药方

原文提要  文化经济学：某些国民特性——美国人对新技术的喜爱、欧洲人对福利的依赖以及日本人的群体思维——正在阻碍着衰退中的世界经济恢复正常
【美国《新闻周刊》2002年特刊文章】题：复苏为何如此缓慢（作者　罗伯特·塞缪尔森）
目前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甚至人类学家都比经济学家对正在出现的全球衰退有更深刻的理解。这场衰退业已显现出可能成为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最严重衰退的迹象。这场衰退所以令人不安，正如许多观察家所说，是因为它同时发生在世界上三大动力中心———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三者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占1/2至2/3（这取决于如何计算）。一个不很明显的事实是，这些同时发生的衰退根源不在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各国的传统、价值观和政治状况。
美国正在承受它历时最长的繁荣期的后果，这场繁荣是美国强调个性和奋力进取的文化的反映——对新技术的传染病似的乐观情绪更进一步促进了繁荣。
欧洲和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经济萧条的原因是拒绝变革。这一点在日本最为明显。日本不愿在受到保护的某些部门（农业、房屋建筑、零售和医疗保健）引进更多的竞争，从而抑制了新的投资机会。
在欧洲，由于有慷慨的失业补贴和福利，因而不能迅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994年欧洲的平均失业率为11%，尽管经过了7年多的经济增长，到2001年仍高达7·7%。
文化往往压倒经济
我们不妨造一个新词———“文化经济学”。全球各地所有的市场都与各地在历史、社会结构、心理、宗教和政治状况方面的独特性相适应。这些因素影响着工作、消费、投资、储蓄与冒险的意愿。现在，“文化经济学”已不再是一个新概念。不应将一个国家的经济情况同其他的国民特性分裂开来，这种观点已经不言而喻，甚至已变得过时。但是，对全球化的痴迷模糊了对它的认识，全球化理论错误地认为，“市场力量”的发展要以其它的一切为代价。
文化往往压倒经济，这正是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至今依然穷困的原因之一。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国家的穷与富》一书中断言：“如果说经济发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文化乃举足轻重之因素。”不过（正如兰德斯指出的那样）经济利益有时也能改变文化。他写道：“在泰国，所有年轻男子过去都必须在寺庙中当几年和尚，接受佛学教育。但现在已缩短至几个星期，因为‘有事要做’。”
全球化还意味着共同的消费社会的出现，因为跨国公司将一种种类似的产品、技术和管理方式在国家之间传播。不过，这也只能达到一定的程度。各个地方的人使用其财富的方式各不相同。
就目前这场衰退而言，“文化经济学”意味着传统的经济对策———放松银根和政府的刺激计划———可能并不像经济学家通常所想像的那样能快速、强有力地发挥作用，也不是那样可以预料。
日美欧的文化阻力
在过去的十年中，日本不自觉地进行了一场有控制的试验———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一场竞争，在这场试验中，文化迄今为止占了上风。在此阶段，一届接一届的日本政府施用了在经济学家的药囊中能够找到的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补药。
日本在转变，但还不够快。它的萧条在部分程度上反映了执政的自民党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利益和某些受到最充分保护的部门（建筑业、农业和零售业）的利益。但是同样的阻力还来自一种极为普遍的集体思维，它主张维持刻板的劳动力市场———因公司不愿解雇员工而使劳动力的流动受到限制、存在着相互有从属关系的银行和公司集团、企业与政府之间有紧密的联盟。群体的忠诚阻碍了市场的变革。
经济学家J·爱德华·林肯在其新著《衰老的日本：节奏缓慢的经济改革》中写道：“孩子们一进幼儿园，就受到了一种温和、缓慢但始终不断的教育，这种灌输强调归属于群体的重要性，强调注意群体行为之细微差别与态势的重要性。”
在美国，股票市场形成了一种危险。在股市上升时，它造成了一种积极的“财富效应”。现在股价下跌，则可能造成相反的结果。人们觉得比过去穷了，开支就会减少。这个问题对美国的威胁远远超过了欧洲和日本，因为美国人迷恋股市。据高盛公司报告，持有股票的家庭占全国家庭的比例，在美国为50%，德国为17%，法国为20%。
欧洲的问题还是创造就业机会这一老问题。高额的工薪税使得公司雇用员工代价高昂，而高失业率和福利补贴，使得失业者更容易不愿去找工作。民众对福利的支持非常强烈，因此，虽有调查材料证明了福利补贴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但迄今为止福利的减少微乎其微。欧洲联盟委员会报告，在比利时、法国、德国和奥地利，15—64岁的人口大约半数接受政府补贴（其名目为失业、残障及性别补贴，以及抚恤金和退休前补贴）。美国的同类统计数字则是这个数目的一半。实际上，在法国和德国，失业补贴可以无限期地发下去。
世界经济要健康，首先它的三个最大组成部分必须健康，或至少有能力自行恢复健康。如果以为经济疲软仅仅出于经济原因，可借经济药方很快治愈，这种看法就是一种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