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四记

岁末四记
詹得雄

21世纪的第一个年头，马上就要过去了。眺望新世纪第一缕阳光和观赏繁花般烟火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世事匆忙，岁月无情。趁2001年还没告别，有些事值得记一笔，以备回忆与思考。
动荡中记忧
后人来回顾和审视21世纪元年时，无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9·11”事件。这件事似乎来得很突然。当美国纽约的上班族，还没完全从睡梦中清醒过来，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世贸大厦，便在两架客机的猛烈冲撞下，灰飞烟腾，顿成废墟。大家惊呆了，这是人类在和平时期遇到的罕见的大灾难！“怎么回事？为什么？”成了美国人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世纪第一问”。
一时间群情激昂，议论纷纷。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篇文章说：“美国人现在对‘地球村’这一用滥了的词有了发自内心深处的认识。在这个村的遥远一端的一座茅草屋，或布满沙尘的帐篷发生一场火灾，能够毁掉村另一端摩天大楼的钢筋铁铸的梁架。”
人们恍然大悟，原来“全球化”不仅可以带来经济繁荣，而且也可能带来冲突和灾难。
当然，最感震惊的是美国人。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他们那里一直是“世外桃源”。苏联瓦解后，有谁能真正威胁美国？可是有些美国人偏要树个敌人，一会儿妖魔化这个，一会儿妖魔化那个，不料想，它自己被视作妖魔了。
惩罚恐怖主义分子这是大家都赞成的。把无辜者的生命视为虫蚁草芥，罪不可赦。美国庞大的军事机器显示了它巨大的力量。塔利班垮台了，本·拉丹已成瓮中之鳖。但是，人们在问，即使拉丹被打死或生擒，是否就是反恐怖战争的全面胜利呢？
《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不要只想着对付恐怖分子，更要想着对付恐怖主义，“必须懂得，贫穷和绝望才使招募恐怖分子成为可能，而拖得实在太久的冲突已酿成了深仇大恨”。
今天，巴以冲突惨不忍睹。人肉炸弹和无辜者的伤亡，给新世纪抹下了血腥的一笔。这种悲剧还要延续多久？
美国《新闻周刊》10月15日一期在题为《他们为什么恨我们？》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长期以来，阿拉伯世界一直感到被欧洲的殖民势力所出卖；他们对美国的幻灭主要源于1948年以色列建国。当殖民地纷纷从西方手中取得独立时，一个主要由外国人构成的国家却在西方的支持下强加给这一地区：这就是阿拉伯人对以色列成立的看法。”
现在有很多美国人也在反思，其中包括前总统克林顿（见今日本报14版）。
今年与以往几年相比，显得不大太平。在动荡中人们不免忧虑。临届岁末，美国又单方面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单边主义的倾向更加明显。如果美国人多一点反思，如果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多一点理解、明智和友爱，世界有希望变得更加美好。联合国高级官员沙希·塔鲁尔最近在题为《21世纪面临乐观前景》的文章中写道：“我们都有生存的权利，有爱的权利……这将是一个正在与恐怖主义的根源作斗争的世界，而且还在与造成贫困、饥荒、文盲、疾病、非正义和人类不安全感的根源作斗争的世界。换句话说，在这样一个世界，恐怖分子将没有机会耀武扬威。这将是21世纪的世界，这将是最近发生的恐怖事件留下的最有希望的遗产。”
赞扬中记慎
2001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喜庆的年头。虽然年初发生中美撞机事件，但由于处置得当，有理有节，美国不得不道歉。强行推行单边主义的美国当局，终于明白12亿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人们注意到美国对中国的称呼也变了，从“战略竞争者”变为“建设性合作关系”。随后申奥成功、十强赛出线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还有APEC上海会议圆满成功，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可望超过7%。外国舆论誉之为“一枝独秀”。
对于曾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对于曾被讥为“喝大锅白菜清水汤”和“两个人穿一条裤子”的中国人；对于曾被讥为“10亿蓝蚂蚁”的中国人，听到有人说我们“一枝独秀”，第一个反应当然是高兴。但是，我们不会陶醉，我们将谨慎地面对挑战。
中国的优势是什么？第一是社会稳定。这一点在“9·11”事件之后，显得尤为明显。外国资本决不会投到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去。第二是有大量廉价而优秀的劳动力，这是对外资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同时，随着中国教育程度的快速提高，高科技人才正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来。第三是中国有一个12亿多人的大市场，各大公司趋之若鹜。
正如新加坡报纸引用经济学家情报社的报告所说：投资所寻求的是廉价并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同时还有稳定的政局。自从1997年以来，中国已经完全能够满足这两点要求，而其他亚洲国家则不能。
在看到这些优势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我们只能挣几个“小钱”，“辛苦钱”。我们产品的科技含量还很低。我们要出口800万双鞋才能换回一架新型波音737飞机。我们的计算机软件产业，还落后于印度。入世以后，我们的国有企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我们粮食的收购价格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我们西部还有几千万人处于贫困之中。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我们的就业压力还很大，下岗职工还难以全部重新上岗……
看到这一些，我们才能清醒地估量自己。英国《金融时报》12月10日在题为《世贸组织：中国龙来了》的文章中说：“为中国入世带来的经济好处感到乐观还为时尚早。要获得这些好处还需要进行彻底的机构改革，改革会使一些人获得好处，也会使一些人遭受损失。这种震荡可能使国际贸易关系在今后几年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不过，文章预言：“外国农产品的竞争将迫使中国农民的种植品种多样化，中国将因此成为农业方面的生力军。”
最近，加拿大专家弗雷德·爱德华兹先生10年后重访中国，既赞叹10年前难以想象的繁华，也看到污染和乞丐；既看到了他10年前的一些中国同事先富了起来，有车有房，也看到西部农民和工人抱怨得不到东部大城市的待遇。他讲的是实情。但他坚信：“如果10年后我再次回到中国，中国又会发生全新的变化，它的顽强与永恒将一如既往。”
衰退中记稳稳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世界经济领域时，就会看到这个新世纪可没“开门大吉”。由6名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权威的美国全国经济局，已正式宣布今年3月美国经济进入衰退。这意味着从1992年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时间最长的繁荣期已成为历史。格林斯潘先生运用降息杠杆，连砍11刀，也没能马上使经济有起色。
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减速，全车缓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12月11日预言，今年和明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将降至2·5%左右，与2000年的4·7%相比，几乎下降一半。
经济衰退会带来开工不足，失业人数增加，由此导致消费下降，银行信贷出现问题。金融有了问题，又会带来投资不足，一些企业破产，等等。不过，纵观历史，衰退与繁荣是有周期性的，到一定时候，又会走上复苏和繁荣之路，只是这个周期有多长，每次都不一样。
抽象的经济理论普通百姓不大好懂。说白了，要经济繁荣，首先要老百姓口袋里有钱，其次市场上要有老百姓想买的东西；最后，也许是更重要的：老百姓要敢花钱。这牵涉到信心问题。
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只有那么为数几个，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有几十亿人购买力不足，甚至连吃饱穿暖都有困难。前几年美国大力发展信息产业，铺设“信息高速公路”，向太空大放铱星，可是，穷人买不起电脑，上不起网，打不起移动电话，信息产业的效益怎么实现？纳斯达克指数在虚高了一阵之后，一路下跌，正是反映了这个现实。
现在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从西雅图等地反对全球化的示威中，从挡也挡不住的偷渡潮中，看到了贫富差距、南北矛盾带来的消极影响。但是，他们还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培育市场——帮助穷人富起来。
“9·11”事件对全球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它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大概只有几百亿美元，这对于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0万亿美元的美国来说，不算大问题。但它在心理上的打击，是无法估量的。它会影响投资者与消费者的信心。
据不少专家估计，美国经济在明后年会走上复苏之路。我们大可以沉稳之心对待，趋利避害，发展自己。
痛痛定后记律律
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其他地方的人，都会感到“9·11”之后的世界同以前大不一样了。
当然，美国人的感受会更强烈一些。美国政府一边吁请国民警惕（谁知哪儿又寄来一封炭疽菌信），一边又劝大家照往常那样生活，别让恐怖分子扰乱美国正常秩序的企图得逞。但是大家悬着的心还是难以完全放下。切尼副总统说：“我想，这将成为新的正常状态。”
以前美国人认定敌人是远在“铁幕”或“竹幕”那边的苏联或中国，只要有核威慑和洲际导弹，就能保个平安。现在不一样了，恐怖分子也许就住在你的大楼里，杀人的武器竟是坐满了乘客的客机。当然，更可怕的是生化武器和核武器的扩散和流失。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就已经在东京的地铁站施放过毒气。
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也有可能在其他地方发生。而且一旦发生，损失是极其惨重的。这不得不引起大家的深思。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今天充分享受着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舒适。但是，科技越发展，人类社会似乎越脆弱了。
《时间简史》的作者史蒂芬·霍金今年说了一句大煞风景的话：人类再过一千年可能就要灭亡了。不知这个绝顶聪明的残疾人是如何得出这个预言的，当代人无法去验证，只好姑妄听之。但人类确实要好好想想如何在大力推进科技的同时，确保后代健康、安全、幸福地生活下去。人类如何自律？
逼向人类生存的有两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把是大自然，另一把是人类自己。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类与技术相互关系的专家艾伦·韦克塞尔布拉特说：“如果人类在技术上目空一切，大自然就会勃然大怒。”其实，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发出过这样的警告。可惜人们急功近利，在利润高于一切的社会环境下，理智难与赚钱的狂热匹敌。
另一把剑是人类自己。那些号称文明程度高于别人的人，正以“人权”和“民主”等漂亮的言词，把其他人描绘成妖魔，然后无情地对待他们。
美国《外交》杂志11—12月号刊登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伊格纳季耶夫的一篇文章。文章说：“由于无法再通过直接的专制统治来主宰世界，西方现在用公正的、世界化的人权语言来掩盖自己的权力欲望，并试图把自己有局限性的计划，强加给实际上并不具备西方的个性、自我、意志力或自由观念的过多的世界文化。”西方“人权外交”的目的就在于此。
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是站不住脚的。纵观历史，会发生冲突的是利益，而不是文明的差异。当年基督教徒十字军东征，心里真正想的并不是解放圣地，而是因“长子继承权”而丧失了财产的许多贵族骑士，一心想到东方去发横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曾说过：“这里的男男女女——还有小孩，谁不知道现代世界的战争根源是工业和商业竞争？”
人类自相残杀的历史太长了。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和探索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和世界政治新秩序，很有必要。与此同时，还应加一条：世界道德新规范。人类在共同面对新的生死威胁时，必须学会自律。
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是可以选择未来。站在21世纪元年后顾前瞻，方知这一代和今后几代人的历史使命是多么紧迫和沉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