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能忘却的历史

为了不能忘却的历史
—探访毕生追踪纳粹的人

1944年，一名德国党卫军下士问西蒙·维森塔尔，如果能逃出去，他会怎样描述集中营？维森塔尔答，将实话实说。那个下士对他说，谁也不会相信有人会这么残忍。从那刻起，维森塔尔就决定了自己的职责：用文件来证明大屠杀，彻底根除纳粹主义
【英国《卫报》文章】题：一生的事业（作者　西蒙·哈滕斯通）
厌恶迟到
维也纳笼罩在雾中，好不容易才找到西蒙·维森塔尔的办事处。这个九十多岁的追踪纳粹的人已经在这里居住了40年。我按了门铃，一个名叫罗斯玛丽的秘书让我进去。
三间面积不大的屋子塞得满满的：数不清的博士头衔、一个青铜半身像、纳粹受害者的照片，还有一幅巨大的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地图。
“你迟到了，”维森塔尔说。“你应该10点半到。”他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我向他道歉，并说因为飞机晚点了。他说他半个小时后要出门。我提醒他，我千里迢迢从英国赶到这里，请求他多给我一些时间。“不行。”他说。
维森塔尔的肚子有点大，裤子快提到了胸口以上，不过他的外表看起来仍然整洁干练：灰色的西装、灰色的套衫、灰色的手帕、灰色的袜子，与他灰色的胡须和灰色的头发显得极为协调。
逃脱劫数
几周前一家报纸说，维森塔尔最终决定不干这行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还没有决定这么做，这是对我的话的曲解。我说的是，这50年来，我所寻找的大部分人都没有我活得长。现在没有更多的人可让我搜寻。”他说，另一部分工作正显得越来越重要，那就是用文件来证明新纳粹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兴起。维森塔尔说：“现在德国和奥地利的一些人说，并不是所有与纳粹有关的事情都是坏的。一旦条件对他们有利，这些人就会发展壮大，成为新纳粹分子。”
维森塔尔的大家族来自奥匈帝国一个名叫布夏赫的小城。在维森塔尔的母亲被押往贝乌热茨时，他已经是个三十出头的成年人了。1941年，他和妻子齐拉都进了集中营。他总共去过13个集中营，不知怎么总能逃过一死。他两次企图自杀，但都没有成功。他三次站在队伍中等候被枪决，但每次死神都与他擦肩而过。有一次，因为教堂的钟声响起，处决暂时停止。在战争即将结束，德国节节败退的时候，一个党卫军军官朝他近距离射击，子弹竟没有击中他。
追踪仇人
1944年，一名党卫军下士问维森塔尔，如果能逃出去，他会怎样描述集中营？维森塔尔回答，他将实话实说。那个下士对他说，谁也不会相信有人会这么残忍。从那刻起，西蒙·维森塔尔就决定，他的职责是：用文件来证明大屠杀，彻底根除纳粹主义，确保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
当从集中营里出来时，这个健壮的年轻人瘦得只剩下100磅。他家族中的八十多人，其中包括他的母亲，都已告别人世。
维森塔尔天生记忆力惊人。在重获自由后，他列出了一个战犯名单，这些战犯应该被送上法庭。在列出的91人中，他找到了75人。从那时起，他亲自或者帮助抓获了一千多名纳粹分子。过去在集中营里的难友成了他的“特工”，帮助他寻找纳粹分子。他们经常花几年的时间寻找诸如照片和当事人的记录之类的证据，但这项工作一直非常困难，因为大部分证人都已过世。
我问他，他认为最大的一次收获是什么。他说：“赫尔米内·布劳恩施泰纳应对在集中营里死去的上千名儿童负责。”最终，他在美国找到了她，她受到了审判，被判处终生监禁。“六七个月前，法官通知我说，她病得很厉害，因此不得不将她从狱中放出来。你知道她怎么了吗？”维森塔尔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她的两条腿都没了。”
我问他，是否觉得她的两条腿被截肢是罪有应得。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维森塔尔总是顾左右而言他。这不是因为上了年纪，而是因为固执。他说：“我们只办过一些小事，因为大事都让美国人办了，而且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派人去阿根廷和巴西。”
坚持到底
他是否也曾想过把大屠杀的恐惧抛在脑后？他不觉得自己受的苦已经够多了吗？“的确是这样。战争爆发前，我当了12年的建筑师。在我获得自由几周后，我开始从事现在的工作，我那时很幼稚，以为自己现在盖的不是房子，而是正义。两三年后，我们就会伸张正义。”他说当时还有另外一些人和他的想法一样，但当意识到追寻正义的道路永远没有尽头时，这些人放弃了。“他们离开了……我现在觉得我的办事处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从事这项工作的办事处。你能让最后一个办事处也关门吗？”
他在获得自由8个月后，在波兰找到了妻子齐拉，她目前也已是93岁高龄。“我找到妻子后，她对我说，‘你学了7年建筑，工作了12年，为什么不重新干这行？受纳粹迫害的不止你一人。我们为什么不过正常人的生活？我们去以色列，去其它地方，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是我不能这么做。”
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项工作。他感到将注意力转移到其它东西上是不可能的。我问他，怎样才能抓到本·拉丹，本·拉丹是否应该接受审判？我以为他听到这个问题会眼前一亮，想不到他避开了这个问题，重新谈大屠杀。“我们知道，有个人杀死了13万犹太人，现在他居住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名叫阿洛伊斯·布伦纳。”他还告诉我，一个名叫安东·格卡斯的纳粹分子几个月前死在爱丁堡，本来他马上就要被引渡到立陶宛。我问维森塔尔对这个人的死是感到愤怒、失望还是解脱。“审判非常重要。我们要审判这个人。我们要在报纸上登这件事，这是避免重蹈覆辙的最好的办法。”
斗士本色
我问他是否认为有这样一种模式，即受害者反过来成了害人者？他是否认为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维森塔尔又一次不回答我的问题。“我认为以色列将生存下去。当我还是个年轻人时，就盼望生活在那里。”他的女儿和3个外孙现在就居住在以色列。什么给他带来了最大的快乐？“我的女婿，他是个律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维森塔尔用手指着手表：“我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我11点45分必须出门，现在已经是11点55分了。”他看起来并不疲惫，也不像赶时间的样子，他只是不耐烦了。我问他是否因大屠杀而不再相信上帝。“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这涉及个人隐私。”大屠杀是否使他失去了对人性的信任？“正是因为人性，我们必须继续工作。”
他是否觉得自己的经历使他显得不够仁慈？“没有这回事，这事关正义。”他说，麻烦的是许多人用过多的情感成分来左右自己的评判。“你应该把这个写下来。我今年93岁了。当你把一个80多岁的人送上法庭时，人们全都会同情这个人。年轻人来找我，说‘让这个老人平静地死去吧’。我告诉这些年轻人，这个人当年杀死了多少老人。纳粹从来不会考虑杀的是婴儿还是老人。”他忽然低声对我说：“几年前，好几个国家的一些组织认为我们需要帮助，因此他们帮我们筹集资金……可现在的情况是，我有了足够多的钱，却没有足够多的追踪对象了。”
维森塔尔一直对我说，我要在15分钟以内离开。现在他站起身来要走了。罗斯玛丽给他穿上一件外套，戴上一顶黑色贝雷帽。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了一个坚强不屈的反抗斗士的影子。他们走进电梯，我也赶忙跑过去。他们看起来有些气恼。我们到了一层。“好了。”罗斯玛丽说。“我们走这边，”她指着停车场。“你走那边。”她指的是前面的出口。他们没再说一句话，转身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