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道救援者的双重感受

一个美国人道救援者的双重感受

在缅因州长大的沃伦作为美国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在中东地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曾目睹在战乱威胁下的痛苦场面，9·11之后，她意识到，那些生活在喀布尔的人们终日的感受与她现在的感受并无二致
【美国《华盛顿邮报》文章】题：失乐园（作者　珍妮弗·弗雷）
他们与她隔墙而居，一堵混凝土墙分隔了他们的世界。萨拉·沃伦靠在床上读《圣经》———违禁的《圣经》。她会听到隔壁塔利班分子的动静。交谈，大笑，打排球。那是1998年。当时的阿富汗是一个饱受战争和旱灾摧残的国家。她临时栖身的喀布尔处于塔利班的控制之下。有时候，她在夜晚归来，发现塔利班分子站在房顶上，盯着她在奇金大街的住所，窥视隔壁的外国人。
她的职责是帮助那些四肢被地雷炸断的儿童，并且教给其他孩子如何避免同样的厄运。她每天看到的痛苦场面都十分骇人。每天工作时，她头上包着头巾，心中则筑起壁垒。
她曾经很喜欢这样。她爱这个国家，爱这里的人民，爱这里的文化，也爱这里的生活。现在仍然如此。
如今，她比以往更理解这一切，更理解这里的人民和他们的世界。
“我的国家要轰炸另外这个我所深爱的国家，而我无能为力”
当遭劫持的飞机在9月11日早晨撞击世贸中心大厦时，沃伦正在曼哈顿的联合国大厦中参加关于地雷问题的会议。由于受困纽约，她前往出事地点附近，目睹了大厦废墟。正如在其他许多地方（巴基斯坦、科索沃、喀布尔）曾经多次做过的那样，她给家人打电话，告诉他们自己平安无事。次日上午，她设法赶上火车，在华盛顿的办公室报到，然后回了家。
她感到恐惧、焦虑和脆弱——如今她意识到，她的感受就是她在喀布尔的阿富汗朋友和同事们每天的感受。尽管他们曾经并肩工作，但她过去从未有过与他们相同的感觉，因为遭到袭击的并不是她的家园。如今，真的轮到她的家了。
她打开了收音机。
她说：“我在倾听，灾难发生后，所有由于我们脆弱无助而产生的焦虑不安都消失了。突然间，我对我们未来的行动有了一种可怕的恐惧感。这时我才想到：我的国家要轰炸另外这个我所深爱的国家，而我无能为力。”
市中心办公楼的会议桌上散放着许多照片：坐在一起的两兄弟———哥哥的胳膊搭在弟弟的肩膀上，两个人各缺了一条腿；一个父亲把假腿靠在拐杖上，手扶儿子的肩头——这个失去了双腿的男孩坐在轮椅上；在私下庆祝活动中脱去长袍的阿富汗妇女；轰炸后满目疮痍的街道———房屋坍塌，废墟中的红色地雷清晰可见。
这些就是沃伦的喀布尔岁月的纪念物。除照片之外，还有她身边的椅子上搭着的一件蓝色长袍。她是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在中东地区度过了三年时间。她为“拯救儿童联盟”工作，教年轻人了解地雷的危险性。她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工作了两年，然后穿越边界来到阿富汗。在这个国家，平均每月有88人被地雷炸伤或炸死。
她指着兄弟俩的照片柔声说：“我经常牵挂这家人。他们都处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中。我无法想像他们能逃离那里——他们没有钱，什么都没有。”
沃伦只有29岁，但她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战乱地区度过的，其中包括在科索沃完成了18个月的工作任务。今年早些时候，她刚刚从那里返回美国。目前，她为美国越南战争退伍军人协会担任项目开发官员。这是关于地雷问题的主要活动团体之一。自从大学毕业后在华盛顿实习以来，这是她的第一份“办公室”工作。1998年从喀布尔回国后，她在国内攻读教育专业的硕士学位。
沃伦在缅因州的曼彻斯特长大。三年级时，沃伦与镇上新来的女孩萨曼莎·史密斯交上了朋友。刚满10岁，史密斯由于写信给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呼吁实现世界和平而举世闻名，因此成了安德罗波夫的笔友，并且应他的邀请访问了苏联。13岁时，她和父亲在一次飞机失事中遇难。一年后，14岁的沃伦与一批学生前往苏联访问。这是为了纪念史密斯而实施的一个交换项目。
1986年完成此次旅行的沃伦说：“那时候，他们仍然被看作‘敌人’。人们都以为苏联是个令人害怕的地方。我可不信这一套。”
学生们访问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还与苏联学生共同度过了五天的营地生活———对沃伦而言，这是这次苏联之行中感受最强烈的经历。
“我觉得自己是那里最具优势、享有特权的人”
奇金大街上的院落就像一片绿洲。院子坐落在喀布尔主要商业区的中心，不远处就是地毯铺子和古玩店——这就是沃伦和“拯救儿童联盟”的同事们的家。这里有一小片草地，他们称之为“花园”。他们有卫星接收天线和一台电视机。塔利班明令取缔这两样东西，但对这里的情况则听之任之。
他们吃腻了土豆、胡萝卜和菜花——冬季只能吃到这些东西。有时候，他们前往联合国机构所在地。那里有一个酒吧（塔利班也默许了它的存在）和一个每年清洁两次的游泳池。
身为西方妇女，沃伦并没有被强制戴上面纱。在这个问题上，她深感幸运。
离开住处时，沃伦确实会包上头巾，而且还要在长裤外面套上长裙，再穿上长袖衬衫。她说，作为生活在喀布尔的西方妇女，她就像是个具有“第三种性别的人”。她享受着阿富汗妇女无法享受的特权（比如，她可以自由活动），以及外国男子得不到的一些特殊待遇。作为妇女，她可以进入阿富汗家庭，与男女老少打成一片（她的男同事就不可能这样做），而且可以见到不穿长袍的妇女。
她说：“从许多角度讲，我觉得自己是那里最具优势、享有特权的人。”
她得以结识许多人，还了解了他们的子女、家人和经历。她与他们同桌就餐。她竭尽全力置身于事外。
“由于轰炸的缘故，由于塔利班的缘故，他们又要逃命去了”
沃伦说：“生活在喀布尔的时候，我始终很清楚，尽管我与他们共同经历战争，但对我而言，这是一种全然不同的经历，因为这是他们的家园。我选择留在那里，但如果我愿意，我随时都可以离开那里。对我而言，祖国是安全的。”
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了。
萨拉·沃伦理解“9·11”事件给人们带来的忧虑、脆弱和恐惧心理。
其他人可能认为，美国的轰炸只是模糊的电视画面上的光影闪动。这些图像来自一个他们从来都不了解的国家。她看到的却是那些处于险境和围困中的她所热爱的人们的面庞。
她说：“我总是以为，这些人的境况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他们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战乱，然后又遭遇了三年的旱灾。如今，由于轰炸的缘故，由于塔利班的缘故，他们又要逃命去了。情况真是越来越糟。”
“9·11”袭击事件发生数周后的一天凌晨4点。
在杜邦广场附近的公寓里，沃伦在一架低空飞行的喷气式飞机的轰鸣声中猛然惊醒。尽管她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因为她曾经在其他国家多次听到过这种声音，但她还是从床上跳了起来。
她知道自己无法重新入睡了。所以，她采取了在喀布尔多次采取过的做法：她把一个旅行包放在起居室里。只是为了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