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新生活的人们

渴望新生活的人们
—英国记者喀布尔见闻

【英国《泰晤士报》12月5日文章】题：学习跳舞（记者　亚尼内·迪乔瓦尼）

你可以买到中国的扑面粉、巴基斯坦的花生酱和穿着圆点花纹裙的金发娃娃
北方联盟的军队解放喀布尔三周后，在鸡市大街上可以买到酒了。一瓶便宜的中国酒要35美元。俄罗斯伏特加还得再给100美元。
有些商店摆出了天青石盒子、皮带和基里姆地毯。在一家结婚用品商店，你可以看到用粉色和绿色丝带做成的装饰物。还有一家糕饼店在用巧克力制作饼干。太阳落山后，人们也结束了斋月的禁食，贾穆里亚市场上传来烤肉串的香味，一些货摊开始播放印度音乐。没有人再需要隐藏自己的非法磁带。你可以看到珍妮弗·洛佩兹的带子和《秋日传奇》的电影配乐。但是没人购买。
那些能在22年的战争幸存下来并且保持健全的人纷纷走出了自己的藏身地。在鸡市大街销售波斯地毯、绿茶和糖衣杏仁的穆罕默德·拉乌夫说，多年来，他第一次开始赚钱。过去，他总是缩在自己的房间里观看那些遭禁的录像。由于害怕塔利班秘密警察突然闯进来，他始终都没能好好欣赏这些片子。现在，他摆出了出自赫拉特和伊朗的地毯，等待外国人的“入侵”，这样就可以真正赚上一笔。但是，即便一位加拿大记者刚刚花300美元买了一块他格外珍爱的基里姆地毯，他心里仍然不踏实。对于这些习惯了在上学或上班路上数着有多少火箭从天下掉下来的人来说，彻底放松还为时过早。
在花市大街，乞丐不放过任何一位外国人。他们伸出手要钱：“我饿，给点吃的。”这些手肮脏不堪，而且因为关节炎布满硬节。有时候，乞丐实在太多了，他们甚至追上来试图打开车门把你从里面拉出来。这不是暴力，而是绝望。商店不让他们进门，所以他们就站在外面，把藏在面罩下的脸贴在玻璃橱窗上。
商店里面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在一家商店，你可以买到一瓶瓶染发水，包装箱上印着性感的瑞典女人。一两个模特的脸部仍然被钢笔涂成黑色：这是一些塔利班爪牙花了几天时间干的。你还可以买到中国的扑面粉、巴基斯坦的花生酱和穿着圆点花纹裙的金发娃娃。三个星期前，你根本看不到这些东西。
一个八岁的男孩接过钱，熟练地数过后说：“祝您今天过得愉快。”那感觉好像他一直生活在加利福尼亚。
我从没跳过舞，现在我也许可以跳舞了
在鸡市大街附近，一位瘦小的妇女用英语问我：“你在这儿做什么？”她戴着经过修补的面纱，语气中并无恶意。她名叫萨希达。五年来，她一直闭门在家，学习英文。如今，她想说话。她把面纱卷起来放在脑后，露出一张年轻的脸：圆圆的，肤色苍白；染过的头发梳成一条辫子。她穿着一双精巧的鞋，从衣服下摆可以看到网状的袜子。我是和她说话的第一个外国人，她五年中压抑的词汇、想法和困惑一股脑都冒了出来。
萨希达说，她是一位医疗技师，现在刚刚开始重新工作。她说想找个男朋友，但不知道怎么找。她想了解伦敦的天气以及怎样才能到那儿。她的父亲英语很流利，曾经为联合国工作。她说当晚要为我做一顿饭，问我爱吃什么。她说，她什么都会做。“五年来，我除了做家务就是做饭。我以为自己一辈子只能做这两样事情了。”她说，她们可以听到瑞奇·马丁的歌。她还问我喜不喜欢《泰坦尼克号》中那个金黄头发的明星。
那天晚上，她准备了一桌大餐。我猜这一定花去了她家人一个月的收入，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外出工作的话。她母亲很害羞，没有出来；但她的父亲哈希姆却坐在垫子上，不时开怀大笑。萨希达带来了一位朋友：一位23岁的美丽姑娘。她俩都穿着普通的衣服：裤子、拖鞋、套头外衣，还化了妆。她们放了一盘磁带，里面还有影片《泰坦尼克号》的配乐。她们问我关于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情况，阿富汗人都对他很着迷。萨希达笑着说：“大约一年中，我们只有《泰坦尼克号》这一盘录像，我们看了一遍又一遍。”
共同受难的朋友往往异常亲近。萨希达说，五年来，让她生活下去的唯一东西就是她的女友：她们也像她一样困惑、沮丧、悲伤。
但是，萨希达现在不愿意再想那些伤心的事情。过去的日子已经结束，她成年后第一次想要看到外面的世界。“你会跳舞吗？”她突然问。“你知道吗，我从没跳过舞。现在我也许可以开始跳舞了。”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都希望自己醒来后能够变成另一个人，住在另一个地方，过上另一种生活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在跳舞。这个社会遭受了22年的战争磨难。北方联盟也不见得就思想解放。在喀布尔“解放”（或者说“占领”）后的第二个星期，一位富人在斋月向穷人提供免费食物。当妇女们纷纷跑上前领取食物的时候，北方联盟的士兵开始用棍棒乱打一气，就像赶狗一样。
有人计划搞一次妇女游行，但后来取消，因为没人能保证她们的安全。于是，她们聚集在女权主义者莎拉雅的家里：她们恳求得到帮助、得到工作、得到希望，还有跳出这种痛苦生存方式的途径。即便思想进步的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博士也承认，就妇女而言，变化将极为缓慢。
收音机重新响起，还有电视———如果你运气够好能得到一台。在洲际饭店，侍者以惊异和恐怖的目光观看电视里播放的德国肥皂剧。电视里出现一个穿着运动服装的妇女，他们爆发出笑声。我意识到，在他们看来，穿着T恤衫的女人就相当于什么也没穿。夜间，宵禁像寒冷的山风一样降临在这座城市，任何人胆敢在10点后出门都有可能被喜欢乱开枪的北方联盟士兵射杀。
阿卜杜拉博士告诉我：“我们必须把人们的心理状态从战争转向和平。”但是，这谈何容易：在这样一个血迹斑斑的地方，很难找到哪个人没有经历过痛苦。
在阿卜杜拉博士的办公室外，我遇到一名年轻人。他曾在喀布尔大学学习外交和政治学，后来为塔利班政府工作，每月只有6美元工资。他已经四个月没领工资了。他说：“这儿没有希望。”他说，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都希望自己醒来后能够变成另一个人，住在另一个地方，过上另一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