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请请不到，要见见不着”——蒋孝武在新加坡的日子

在台湾人称蒋家“二太子”的蒋孝武，1986年2月被突然外放新加坡，正当他踌躇满志时，又突然产生弃政从商的念头，1990年从新加坡调走。这一连串的突然事件，引起外界的诸多猜疑，人们很想窥探个中究竟。
躲避追杀　被迫外放
1981年国民党十二全后，国民党领导层年龄日益老化，蒋经国本人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因而他不得不考虑台湾高层未来的人事布局，甚至设想“党政分治”。国民党内各派都在积极活动，意图抢占人事布局的有利位置，美国也在施加影响。就在这个时候，深得蒋经国信任而又深受台湾民众拥戴的“行政院长”孙运璇突然病倒，更增加了安排未来接班人的紧迫性。
与此同时，深知内情的宫廷派的一些大老，也在为中广公司总经理蒋孝武进入国民党决策层而积极鼓吹、铺路。而党内另一些人则强烈反对蒋经国传位给蒋孝武。就在国民党内各派就接班人问题争论不休时，1986年2月，蒋孝武突然被外放到新加坡而远离台湾权力核心。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在台湾政坛引起哗然。
公开的说法是：外放是要使蒋孝武得到历练，以便他日后在外交方面有所发展。但媒体揭露说，外放是与蒋孝武指使台湾竹联帮分子越洋杀害美籍作家江南有关。美国有关当局对这一事件极为重视，在审讯嫌犯时，从蛛丝马迹中得悉有台湾情治部门的背景，甚至断定是台“国家安全会议”执行秘书蒋孝武指使，并公开声言要求台湾引渡涉嫌人员（美台之间没有引渡协定），对台湾施加压力并以此为突破口，对台湾未来高层的人事布局施加影响。
面对这种局面，台湾当局开始矢口否认蒋孝武指使和他与情治部门的关系；而美国穷追不舍，继续加大压力，不时公布一些审讯材料并判处凶手陈启礼6年徒刑，吴敦和董桂森也都被判刑。后来，台湾当局不得不采取“弃车保帅”策略，将台湾军事情报局处长陈虎门上校抛出，以“帮助杀人”的罪名将其判处两年半的徒刑，以应付美国和公众舆论。
竹联帮的残余势力对当局这种掩人耳目以保护元凶的做法非常气愤，发誓要找真正的幕后指使人算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当局为蒋孝武安全计，不得不将其外派到较为安全的新加坡出任“台湾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公使级副代表，躲避竹联帮的追杀。
蒋经国将爱子外放到新加坡，等于亲手将蒋孝武托给老友李光耀照料。众所周知，蒋经国与李光耀两家两代私交深厚。李光耀从1973年起几乎每年都要到台湾“度假”，而蒋经国本人差不多每次都亲自陪同。就在蒋经国去世当月的月初，李光耀还在台北蒋经国家中的客厅，与蒋谈了个把钟点。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李光耀还亲自到台北参加蒋的葬礼。
蒋孝武外放选择到新加坡还有一层因素，那就是当时台湾驻新代表胡?和蒋家的关系甚深。胡?行伍出身，他在1980年接替张彼得任台驻新商务代表（台驻新商务代表机构是1969年5月设立的）。此前，他曾任台军“装甲兵司令”和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等要职，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他与蒋介石和蒋经国以及蒋孝武祖孙三代人都有亲密的关系。因此，在蒋孝武离台赴新前，蒋经国特意把他叫到面前，当面训示：“到新加坡后要尊重胡?，他不仅是代表，也是你的长辈，要萧规曹随，不要别出心裁。”
深居简出　行动诡秘
蒋孝武到新加坡后，很快就在新加坡武吉知马路富人住宅区瑞士俱乐部的旁边租得富商康伟华一幢独门独院的维多利亚式二层豪华别墅。他入住后，深居简出，行动十分诡秘，白天大门紧闭，甚少与邻人往来。据友人告，除台北为蒋孝武配备的贴身保镖外，新加坡警方在他的寓所附近也派有流动哨；蒋孝武参加官方的活动，新方还有特别的安全措施。
蒋孝武初为副代表，很多本应由他出面的活动，因怕竹联帮暗算，都推给胡?出场。1988年他升任代表之后，把一些本应他出面的活动，都指派副手王晓祥出面顶替。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新老会长的交接仪式以及该会的新春团拜会和8月15日的迎中秋集会都看不到他的踪影。新加坡每年春节举行的《春到河畔迎新年》，新加坡总理和副总理等高官、驻新使节以及各界头领都出席的盛大活动，每次他都受到邀请，但他总是借故推托。1989年他唯一一次出席此项活动，也是迟到早退。笔者和夫人马金爱被安排在外宾席的头排就座，而蒋孝武和夫人蔡惠媚则挑三四排的一个角落缩头入席。当活动进行一半，大家离席去观看皮影戏、吹糖人、捏面人等民俗表演时，他乘机在数名保镖的簇拥下匆匆离去，生怕竹联帮杀手混在人群中对其下毒手。对于他的失常举动，不少人侧目而视。
他很少准点到办公室上班，许多旅新台胞想见他，都要事先审查约定。这引起一些台胞的不满，抱怨说：“要请请不到，要见见不着。”有的人还把他怕见百姓同他父亲蒋经国下乡主动亲近民众的形象加以对比。
在他外放新加坡的四年中，人们在公开场所确实很少见到他；但他在背地里却做了许多违背民族利益的事情。他利用蒋家“二太子”的特殊身份，在新加坡最豪华的乡村俱乐部，利用打高尔夫球等交际方式，广泛拉拢新加坡各方面的头面人物。新加坡几乎所有部长以上的高官、以及新四大银行的大老板都是他的常客。为了拉拢这些人，他不惜一掷千金。这些背后活动表面上是为了加强台新关系，实质上他是想通过这些人影响和延缓新加坡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蒋孝武为了拉拢新加坡的一些人，说服台北当局将外汇储备一部分，约30亿美元转存到新加坡的银行，以表示支持新加坡要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计划。而这笔巨额外汇的提款人就是蒋孝武本人。在新加坡，蒋孝武感到要想阻延新加坡同中国建交，首先必须尽一切努力阻挠印尼同中国复交。因为李光耀曾一再公开宣布：新加坡只有在它的邻国都同中国建交、复交后，才同中国建交。
为了破坏印尼同中国复交，蒋孝武根据台北的指令，对台湾在东南亚，特别是在印尼的情治单位进行了审查、整顿和加强，采取各种手段充分利用合法机构———台湾在印尼的商会，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用重金拉拢印尼政界和军队的高级将领，特别是军队的情报首脑。1989年，眼看印尼即将同中国复交，据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台湾的情治头目对印尼军队关键人物许诺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拖延印尼同中国复交，只要能多拖一天，就有一天的报酬。
台湾除采取拉拢收买的一手外，还用威胁的一手。在印尼同中国即将复交的前夕，蒋孝武对家住新加坡的南洋商界名人唐裕先生进行恫吓，指责他总是为中国大陆帮忙。
但是台湾的收买拉拢和威胁恫吓等阴谋并没有得逞。蒋孝武在听到印尼同中国复交，新加坡也在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消息后，虽然气急败坏，但也自叹无计可施、回天乏术。最后不得不提前离开新加坡，返回台北。
十年追求　终结连理
蒋孝武在新加坡4年中最风光的事，要算他的第二次结婚。时年41岁的蒋孝武到新后，很快就和年方28岁的家庭教师蔡惠媚小姐喜结良缘。
蒋孝武第一次做新郎是在70年代。当时他正在德国慕尼黑政治学院留学，结识了瑞士华裔美女汪长诗小姐，他们一见钟情，很快就坠入爱河，不久共结连理，并育有一双儿女，一名友兰、一名友松。后因感情不和而离异。
蒋这次外派，一双子女也随同到新，并在当地名牌中学就读。他们的家庭教师蔡惠媚也陪同前往。蔡小姐，台中市清水镇人。18岁在台北美国学校读书的她，有一天随朋友到圆山俱乐部咖啡厅闲坐，时逢蒋孝武与朋友在此经过，蒋一见蔡大为动心，从此两人展开长达十年的爱情长跑。蔡从美国学校毕业后，本打算到美国继续读书，但终逃不过蒋孝武的“紧逼盯人”，最后以友兰和友松家庭教师的身份被请到蒋家。
蔡端庄秀丽，聪慧贤淑，善解人意，作为家庭教师甚得蒋家老小喜欢，对友兰、友松二人在学业上虽严格要求，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像慈母般爱护体贴，师生相处十分融洽，这更博得蒋孝武的欢心。
到新加坡后不到两个月，他们就于4月11日在新加坡最豪华的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了结婚典礼。由于事情突然，蒋的不少亲友来不及到新参加，从台北飞新参加他们婚礼的只有蒋孝武的母亲蒋方良女士（在大儿媳蒋徐乃锦陪侍下）为他们主婚。蔡的父母也由台中赶来。而蒋孝武的大哥孝文卧病在床，姐姐孝璋和弟弟孝勇均远在美国而未能参加。新加坡方面参加婚礼的头面人物较多，其中有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准将和次子李显扬两对夫妇及数十名政要和工商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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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孝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