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希望”的土地上

或老或少，生命随时可能消失。谎言还是真相？面对如此残酷的战争，这个问题变得毫无意义。英国记者穿行在巴勒斯坦自治区——
【英国《独立报》8月29日报道】题：穿行在一片毫无希望的土地上（作者罗伯特·菲斯克）
不幸的阿布·扎因一家
伊纳斯·阿布·扎因什么也没有留下。她只有7岁，到处张贴的死难者遗像表明，她是个瘦小、清秀的小女孩。但在残垣断壁中，在废铁烂塑料中，在加沙柔软的沙土中，再也寻不到她的踪迹了。伊纳斯被炸得粉身碎骨，在千分之一秒的瞬间化作了尘土。“我带你看导弹是从哪儿过来的，”一个脸色煞白的男孩对我说，指着远处几间破房子。“以色列人是从那些房子后面发射的导弹。是一辆坦克发射的。”
是这样吗？我对自己说，不是在问。在加沙，你会发觉自己不知不觉地这样说。谎言？真相？战争已经变得如此残酷，是谎言还是真相又有什么意义？伊纳斯的父亲苏莱曼也在这次爆炸中被炸死，同时死去的还有他6岁的儿子。
巴勒斯坦当局仔细搜查了阿布·扎因家的后院。即便他当时是在制作炸弹，那炸弹也和伊纳斯一样，无处可寻了。我在废墟中漫无目的地走着，到处是塑料屋顶碎片。昨天深夜发生的这次爆炸肯定是在塑料屋顶下发生的。以色列的炸弹怎么可能飞过其它棚屋、绕过阿布·扎因家后院外的拐角、越过院墙，最后一头扎向塑料屋顶，将这家人炸得尸骨无存？可是谁又会当着两个小孩子的面制作炸弹？或许有这样的可能，阿布·扎因家的后院藏了一枚炸弹，伊纳斯或者小苏莱曼不小心引爆了它。
加沙地带一片破败
我们周围聚拢了一群人，大家都表情严肃，疑虑重重。现在调查这些人的死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是挪威人，可巴勒斯坦人盯着我，对我品头论足，好像我是个美国人，”一个面带微笑的挪威女援助人员对我说。“他们指责美国人纵容以色列肆意妄为。现在他们又开始指责欧洲人，因为我们没有帮助他们。”这位挪威女士说的没错。我走在加沙的街道上，感受着周围人的目光。在拉法赫，一小群人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我。在卡兰迪亚，一个约摸12岁的巴勒斯坦男孩盯着我汽车上的以色列牌照，拿起一根铁棍，用尽全身力气猛击我车后的挡泥板。一辆卡车里的两名男子——我们都在一处以色列检查站等候放行——在看我的笑话。
在加沙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破败的迹象，好像又回到了最初的无政府状态。墙上过去挂满了容光焕发的亚西尔·阿拉法特和阿克萨清真寺的照片。如今，到处都是被炸毁的汽车、死去的儿童以及仰面朝天躺着、血从脑部流出来的以色列士兵的照片。“他们甚至不再谈论阿拉法特，”一名巴勒斯坦咖啡馆老板对我说。“只有一个关于他的笑话在流传。阿拉法特在戴维营，以色列人要求他停止暴力活动。阿拉法特回答说：‘我哪天能让自己的嘴唇不哆嗦，哪天才能停止暴力活动。’”
四分五裂的“部落”
阿拉法特日渐衰老，这让巴勒斯坦人深感忧虑。在距希伯伦不远的地方，我遇到一位巴勒斯坦政要，他的身份很重要，因此在这里不能公开他的姓名。他绝望地摇着头说：“阿拉法特能做什么呢？他的婚姻破裂了———他在过去10个月期间里见他夫人的时间不超过3分钟。他的孩子需要父亲，可他不在他们身边。他使得整个巴勒斯坦四分五裂，变得像一个个部落。”
的确是这样。在纳布卢斯南部的一条公路上，一辆黄色的巴勒斯坦出租车被石块——显然是对面驶过来的以色列司机扔的——击中，冲下了公路。司机卡迈勒·穆萨利姆当场死亡。可他的家人认定，他是被与他们有仇的、以阿里·弗拉杰为首的一个巴勒斯坦家族打死的。两家因争夺对法塔赫在当地分支组织的控制权而结仇。不久，弗拉杰家族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袭击了悲痛万分的穆萨利姆家族。被打死的4名巴勒斯坦人中包括阿里·弗拉杰和一名法塔赫官员，还有6人受伤。这些都是阿拉法特的人，他们在自相残杀。
目前的情况是，阿里埃勒·沙龙不停地说阿拉法特是谋杀者，是超级恐怖分子。以色列公众相信这一切，它的记者在头版报道这些内容，它的人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样的话。和以色列人谈话——在出租车里，在飞机上，在咖啡馆里——我听到的都是这一套。恐怖主义，谋杀，卑劣。如同反复播放的录音。
恍若当年的贝鲁特
在加沙，我不会忘记1982年的贝鲁特，当时沙龙的入侵部队包围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加沙如今就像是贝鲁特的缩影。在以色列人的包围下，在F—16战斗机、坦克以及炮艇的轰炸下，人们忍饥挨饿，电力供应经常中断——目前这里每天停电6小时——仿佛阿拉法特和沙龙在黎巴嫩的血腥岁月又回来了。过去，沙龙称阿拉法特是大屠杀的制造者。在过去几周中，每天早上我拿起《耶路撒冷邮报》，头版都是沙龙对阿拉法特的斥责、巴解组织的谋杀、巴勒斯坦当局的恐怖活动、实施谋杀的恐怖分子等这样的内容。
每天，我都会看到以色列袭击的新地点。以色列轰炸巴勒斯坦警察局、巴勒斯坦安全部门所在地。为什么要轰炸警察局？我和一位经历过贝鲁特战争的老朋友开车在加沙地带闲逛。“现在，你往右边看的话，会看到以色列人两周以前轰炸的警察局，”他说。“拐过这个弯，你会看到以色列人上周轰炸的巴勒斯坦警察哨所。”“沿着这条街道下去，你会看到7月份遭袭击的巴勒斯坦警察局的办事处。”过去，空袭过后，巴勒斯坦人会迅速开始重建工作，现在他们不再费神了。但如果以色列人继续摧毁所有的警察局，阿拉法特怎么“逮捕谋杀者”呢？
整整3天，我看到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占领巴解组织的办事处举行示威游行。巴解组织重要人物、发言人哈南·阿什拉维来了，要求进入被占办事处。她的要求遭到拒绝。她来晚了一天，大多数电视台摄像记者已经走了。巴勒斯坦人总是来迟一步。
但即便有摄像机，也不能阻止以色列边防警察对几名巴勒斯坦年轻人大打出手。在摄像机镜头前，一个巴勒斯坦年轻人被拖下车，一个以色列警察猛踩他的睾丸，另一个警察则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一幕。他们怎么能当着摄像机镜头这么做？我一直问自己这个问题。突然我明白了：以色列警方想让摄像机拍下这一幕，他们想让巴勒斯坦人看到，如果他们和以色列作对，如果他们示威，如果他们抗议，下场就是如此。
2005年还是2006年？
在飞往特拉维夫的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名以色列伞兵军官。我把自己悲观的看法告诉他，那就是：骚乱将持续到2004年。他则认为要持续到2006年。“最后，我们将回到1967年的边界，把东耶路撒冷作为他们的首都，”他说。“不过考虑到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他们对这种结局感到满意那才怪呢！”我问一名巴勒斯坦人对此有何想法。他说：“2005年，2006年，这有什么不同？不过我告诉你一点，这次骚乱结束后，会爆发反对阿拉法特的叛乱。他怎么能允许这一切发生？他怎么能认为自己会赢？”
我打电话给一个老朋友，她是个在查阅档案方面有一手的美国犹太人。我告诉她一直萦绕在我脑际的一个日期：1982年9月15日，就在这一天，多达2000名巴勒斯坦人在贝鲁特的萨卜拉和夏蒂拉难民营被打死。她当天晚上就给我回了电话。“打开传真机，”她说。“你肯定想看到这些。”这是美联社在1982年9月15日发表的一篇报道。“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在一项声明中说，暗杀（黎巴嫩长枪党领导人杰马耶勒）事件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为，并说‘这标志着巴解组织的恐怖机构及其支持者的恐怖主义谋杀行动。’”几小时后，沙龙将长枪党人关进了拘留营。
我把这份传真读了一遍又一遍，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袭上心头。如今，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愤怒不亚于长枪党对巴勒斯坦人的愤怒。这些话和我今天所听到的一模一样，出自同一个人之口，指的也是同样的人。为什么？
图片：
①8月29日，以色列一士兵在西岸城市纳布卢斯被击中，图为伤兵被抬入卡车送往医院
②8月31日，巴勒斯坦西岸城市拉姆安拉被袭后，巴勒斯坦人向安全地带逃生
③拉姆安拉被袭后，警察在检查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