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诡谲“8·19”

【俄罗斯《议会报》8月18日文章】题：我是如何当上电视敢死队员的（作者　列·克拉夫琴科）
舆论工具被利用
我决定尽量不打乱一周前刊登的8月19日电视节目，那天本该播放《天鹅湖》和新电视片《深夜3时》。
我为什么这么决定呢？因为我根本不了解戈尔巴乔夫在宣布紧急状态这件事上的态度。虽然我可以推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向总统报告了此事，总统也同意这么做。可是他会不会病了，或者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权力。如果这样，我作为一个受戈尔巴乔夫重用的人，马上背叛他是不光彩的。
再说，如果让电视和电台作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工具，应当提前通知我。然而只是在19日凌晨才把我从别墅叫到老广场，向我宣布了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他们根本不了解电视的特点。例如，每天的早间新闻是头一天晚上10时就录好的。远东早6时首次播出，然后按每2小时一次轮流播放。莫斯科早6时播放时，已经是第5次播出了。所以，当莫斯科时间早6时取消娱乐节目时，原先录制好的早间新闻在乌拉尔以东地区、哈萨克斯坦和中亚早就播放过了。
在奥斯坦基诺电视塔工作的约有1万人，另有3000多名记者。而电台每天要用83种语言向外国播送280多个小时的节目。国家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有多少！可以想像一下，在最后时刻，尤其是深夜，在电视台已经被装甲运兵车和军队包围的情况下，接到更改节目的通知会是什么感觉！
正因为如此，我才决定只取消娱乐节目，而原先安排的《天鹅湖》和《深夜3时》照播。
事变当日乱哄哄
19日这一天对我来说，简直是地狱。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领导人不停地来电话问情况，我手里的话机就没有放下过。
我试图同戈尔巴乔夫联系，可是，专线已经卡断。只能找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请他们发表电视讲话，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们中无人同意，借口说晚上将直播记者招待会。只有卢基扬诺夫同意发表评论，但不是当天，而是第二天。他解释说：“我的主要任务是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可是，代表们都在休假，有的还去了国外，我已派人四处通知了。”
不少社会团体要求到电视台发表讲话，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有的还送来了录制好的带子，其中就有纳扎尔巴耶夫的电视讲话。
从电话看出，多数人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莫斯科当局则是另一种态度。波波夫来电话：“我和卢日科夫都想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抗议，请给我们安排一下。”我只能说，他们进不了电视台。他们就要我带着摄像机去，同他们一起录制一个表示反对的节目。我说：“我也走不了，我们不能随意走动。”波波夫不悦地说：“那就算了。他们恐怕连三天都坚持不了。而你也错过了立功的机会。”
晚上转播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记者招待会。这是全国上下期待的节目。本来戈尔巴乔夫的医生要报告总统的健康状况。结果却是副总统亚纳耶夫出来说，总统康复后将继续工作，还强调戈尔巴乔夫是他的朋友，他们还会在一起工作。当有记者问及戈尔巴乔夫涉嫌把哈萨克斯坦的一个油气田卖给外国公司时，亚纳耶夫还说这与戈尔巴乔夫无关，说总统为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
粉墨登场各表演　
第二天形势更加紧张。虽然管制很严，但是不少记者还是在电视台和电台播放了批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材料。克格勃的一个高官来电话，批评电视台审查不严，决定派人监督。
头天晚上我被叫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讨论电视台和电台的工作程序。晚8时左右到达会场。先去了亚纳耶夫接待室。我同他很熟，曾同住一栋楼。他问：“你干吗来？”我答是普戈叫我来的。
会议厅外已经聚了不少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先关起门来开了一个短会。半小时后才叫大家进去。亚纳耶夫先发表了一个令大家感到意外的声明。他说，在任何情况下，白宫和俄罗斯驻莫斯科的任何国家机构都不会遭到进攻。
接下来，巴克拉诺夫讲话。他描述了国家艰难的社会与经济形势，并说公告中提到的增加工资及其他优惠都实行不了，因为资金不够。在场的第一副总理多古日耶夫和马斯柳科夫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起草公告时，根本没有同政府商量。
我得到了有关电视台和电台的工作细则，普戈要求马上播放。此时离晚间新闻的播放时间只剩下几分钟。我只得用传真发到电视台。
副总理谢尔巴科夫突然来电话：“我想马上播一个文件，可是，不经你同意，晚间新闻拒绝播放。”原来这是有关任命多古日耶夫任代总理的公告。我只能通过专线，给电视台下达了命令。
会议休息时，我问多古日耶夫，他涨红了脸说：“我和马斯柳科夫都在这里，他们怎么能开政府会议呢。这是谢尔巴科夫把撤换总理的罪名强加给我，这条消息绝对不能播。”
我忙劝：“您不要发火。这没什么可怕的。您当不了几天总理……听我的。马上离开这里，来两盅酒，一切都会过去的。”
他们真的这么办了。我也是，回到了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那一天，我们直播了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还重播了几次。下午五六点钟，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主席拉普捷夫和尼沙诺夫建议对事件作出评论，称这是政变。他们的讲话计划在晚间新闻播出。
十年回首一场梦
约17时，他们来到电视台，录像重复了好几遍。突然我接到福罗斯来的电话，说戈尔巴乔夫要与我通话。我连忙到办公室接专线，听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声音：“我完全了解全国的形势，已经同美国总统交换过意见。请记录我向苏联电视台发表的正式声明。”念完后，他补充说：“你该亲自宣读这个声明。你怎么搞的，怎么能播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记者招待会呢？”我只能向戈尔巴乔夫讲述了我的特殊遭遇，我身不由己地成了这一事件的人质。
8月22日清晨对我来说是沉重的时刻。苏联新闻部长波尔塔拉宁宣布，我被解除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还说这是叶利钦总统的命令。同时还说因为电视台播放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我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戈尔巴乔夫很快解散了联盟政府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轻易同意了叶利钦禁止共产党的主张。
历史是无情的。一切都是在别洛韦日划上了句号。戈尔巴乔夫没有与会，就被撤销了已经不存在的苏联总统的职务。
图片：
叶利钦十年前在莫斯科市中心成功地取得人民的支持后，与一名坦克手握手。
（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