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里的中国同声传译（外交官手记）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大会和机构的合法席位后，中国代表团首先接触的是联合国秘书处的中国同声传译。他们和从事笔译的中国职员组成了中国科，当时人数在200名左右。中国科人员原都是联合国聘用的，科长是颇有学者风度的范家曾先生。他圆圆的脸，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透着精明能干。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汉语再领尊严。陈楚大使要求“中国科”的职员多看《人民日报》
这些中国职员长期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无论在口译还是笔译方面，他们并没有发挥特有的专长，而是长期“英雄无用武之地”。台湾“代表”出席大会和各种会议，并不使用汉语，而是无一例外地使用英语。至于联大的各种文件，译成中文的更是微乎其微。
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大各种会议后，要求把汉语同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一样作为5种同等的工作语言对待，在各种会议上正式使用。与此同时，代表团还要求把所有联大文件，包括决议在内，都译成中文，这一要求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满足，也使中国科的翻译从此得到了发挥才学的机会。
此举立刻引起了美国方面的重视。《纽约时报》撰文说：“这是中国代表团维护汉语尊严的令人钦佩的正确行动。”该报还专门为此发表两篇文章，一篇是采访中国科科长范家曾的长文，说范家曾是早年上海沪江大学外文系的高材生，抗战爆发后来美国求学，几经转折，到了联合国担任同声传译。另一篇是介绍中国代表团工作情况的文章，说代表团工作认真，已掌握了联合国议事规则，显示出中国人的聪明；还说中国代表团已出了几位能干的专家。
当时，这些中国同声传译在进行翻译时，所使用的汉语表达方式同祖国大陆很不一样，陈楚大使听了以后，连连摇头表示费解。为此，陈大使亲自找范家曾，要求他们在语言和行文表达上改变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多看看《人民日报》和代表团的发言稿，让译文逐步改革。范家曾身体力行，在他担任同声传译时，不光语言生动，而且逐渐同祖国大陆使用的表达方式接近。没过多久，同声传译们使用的语言已是相当生动活泼了。
仅仅是翻译用词的接近，并没有解决问题的全部。当时中国科担任口译和笔译的女士和先生有不少人对代表团仍疑虑重重，有的敬而远之，有的怕丢掉饭碗。有些人出席我们的“十·一”国庆节招待会以后，又赶到其亲人所在的某些“南美驻在国”去出席国民党方面举办的“双十节招待会”，中国代表团态度十分明确：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在私下则细致周到地同他们讲道理，希望他们理解，而不轻易地去指责他们。久而久之，他们看到祖国的强大，就了解了我们。
中国科内还有一些台湾国民党显要的亲戚，如曾任国民党中常委的沈昌焕的胞弟就在中国科担任口译，中国代表团照样以礼相待。时间一长，他们觉得中国代表团的人员坦诚正直，态度就有了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代表在联大不畏权势，不怕苏美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而是有理有利有节地直言批评揭露，使他们倍感振奋。不少同声传译同中国代表团成员私下聊天时说，听中国代表的发言，不光语言生动，而且内容精彩，有一股民族正气渗透其间，我们这些海外游子感到后台硬了，可以抬起头挺起胸过日子了。
唇枪舌剑，同声传译疲惫不堪。国民党显要之子为新中国代表团作翻译
中国科担任同声传译的翻译不但要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各种委员会会议，而且还要常年奔赴世界各地为联合国各种会议服务。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不久，安理会为增强会议效果，决定直接赴第三世界的埃塞俄比亚和巴拿马讨论非殖民化问题和拉美问题。黄华大使出席了会议，同声传译范先生、熊先生也赶去为会议作翻译。两次会议，唇枪舌战的场面不少，两位翻译不停地工作，弄得口干舌燥，加之水土不服，晚上休息不好，几天下来，他们两位已脸色憔悴，疲惫不堪了。在巴拿马的那次会议更是紧张，不仅要把黄华大使的发言、答辩准确地翻译出来，而且更要传神。尽管巴拿马风景如画，两位翻译却连会场、旅馆都没有离开过一步。刚想出去喘口气，飞机已准备朝纽约方向起飞了。
对中国同声传译来说，不但要参加众多的会议，而且要以最快的速度熟悉各种会议的特定词汇，这是很难的事情。联合国大会总辩论时，有的国家代表常常脱离讲话稿讲几句本国俏皮的谚语，有的代表兴致一来引出《圣经》里的话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段对白，这都要求中国同声传译准确地翻译出来。至于联合国的一些特别委员会使用的词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环保、军事、宗教等各个领域，无一遗漏地都必须准确地表达。这就要求同声传译平时要博览群书，要掌握各种各样的词汇，以便随时应急，不出差错。中国同声传译的翻译，绝大多数译得贴切、流畅，令同行和各国代表钦佩。走出工作室，他们额头上总是汗津津的。
联合国待遇比较优厚，可条件苛刻。对中国同声传译来说，要考上联合国职员，必须懂两门外语（汉语除外），还要会速记。要经过口语、速记、汉语考试以及当面测试国际知识、联合国知识，才有可能踏进联合国大门。
中国同声传译工作时，每隔10—15分钟换替一次，以便调整、休息，每10—15分钟所翻译的含量约合汉语2000个词左右。中国代表每讲完一句话，英文翻译就得同时出来。有时代表边讲翻译边译，没有任何思考、喘息的机会，而且还要十分注意外交用语的分寸，轻一点重一点都不行。所以，每10—15分钟下来，大脑就感到疲劳，一场几小时的会议顶下来连吃饭的胃口都没有了。
范家曾先生可算是中国第一代同声传译，经过几十年的刻苦钻研，在翻译上有了较高的造诣，当上了联合国秘书处中国科科长。
比范家曾稍年轻一些的何女士可算是第二代。她也是南方人，长得秀丽端庄，颇有大家闺秀的气质，经过奋力苦读才考上了同声传译。
原国民党党政显要熊式辉的儿子小熊英语水平很不错，许多重要会议，如安理会会议等都是由他担任同声传译，而且很快熟悉了我们的用语。他经常和代表团的翻译过家鼎（前驻葡萄牙大使、澳门联络小组中方大使）切磋翻译，态度恳切。熊先生当时蓄了长发，人长得很帅，说话简练。他当时还是独身，后来爱上了刚考上联合国不久的廖端丽，两人喜结良缘。举行婚礼时，陈楚大使和代表团一些外交官都应邀出席。
翻译小姐与周南参赞比赛喝茅台，女翻译请求中国代表团不要“解雇”她
时间一长，中国代表团成员和中国同声传译结下了友谊，彼此间的陌生、拘束逐渐被熟悉、亲切所替代。
每逢春节，中国代表团总要举行一次规模较大的宴会，邀请中国同声传译来欢聚。有一次，同声传译余珍珠小姐和代表团的参赞周南（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比赛喝茅台酒。几杯下来，余小姐面不变色，雅兴甚高；周南也是饮酒好手，比余小姐更胜一筹。宴会上一直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为答谢代表团，同声传译们也邀请我们参加他们的宴会。在宴会上，大家谈得十分投机。他们关心国内的一切，感情十分融洽。何女士告诉大家，她和先生不久前在纽约郊区买了一幢带花园的两层小楼，花了40万美元。她估计她这一辈子要为这幢小楼奔波了，大约到60岁左右才能还清全部债务。她最后开玩笑地说，中国代表团可不要解雇她啊！
另一位中国同声传译把他的美国太太介绍给大家。这位美国太太24岁，一头金发，聪慧、漂亮。她说，当初她把自己的先生带去见父母时，父母大吃一惊，觉得自己漂亮的女儿怎么会倾心于一个中国小伙子。时间一长，她的父母感到了小伙子不光人长得帅，而且有学问，心地善良，最后同意了这桩婚姻。
慢慢地，同声传译们向代表团成员敞开了心扉。他们带来相册，介绍当初来美国的情景，讲起当年奋斗的艰苦情景，十分动情。有的人说父母还在国内，希望我们帮忙打听消息。有的说，等条件许可一定要回国看看，看看生养自己的这块土地到底变得怎么样了。
联合国的三代中国同声传译同中国代表团一起奋斗，使汉语充分显示了它的尊严和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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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会会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