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吉登斯新著：《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英国《观察家报》９月１３日文章】题：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
义的复兴（作者　安东尼·吉登斯）
原文提要　本报独家摘登新工党所钟爱的专家安东尼·吉登斯最新开
创性著作《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他在文中说，社会民主
主义应当断然采取中间路线。
当今的政治思想似乎丧失了给人以启迪的能力，政治领导人也似乎丧
失了领导能力。人们公开辩论的主要话题是对道德价值观的沦丧、贫富差
距的拉大和福利国家窘境的担忧。政治思维要想重新获得其启发人的性质
，就不能消极地应付问题，也不可被限制在日常琐事和宗教活动范围内。
没有理想，政治生活就失去了全部内容。但是，理想若与真实的可能性无
关，就是空洞无物的。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想要缔造什么样的社会，以及向
着这种社会迈进的具体途径。在这里，我寻求说明，这些目标怎样才能实
现，以及政治理想主义如何才能复兴。
马克思说，随着充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国家将会消亡；在
这种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实践
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极端重视国家在产生团结和平等两方面的作用
。集体主义成了区别社会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最显著特征之一。保守主
义在意识形态上对“个人”的重视要强烈得多。
从７０年代末以来，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翻转了过来。社会民主主义
者们不得不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作出反应。但更重要的是促使撒切尔主义
获得意识形态上的借鉴的种种变革。
新个人主义同传统和习俗退出我们的生活有关。这种退出是通过全球
化和福利国家实现的。福利机构帮助个人从过去的一些固定模式中解放出
来。不要把我们的时代视为道德沦丧的时代，合理的看法是视之为一个道
德转轨的时代。
社会的团结不能靠国家自上而下的行动或求助于传统来保障。我们的
谋生途径必须比前几代人积极；我们需要更加积极地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的
后果承担责任。
安东尼·吉登斯接着争论道，旧有的左派和右派这一划分不能胜任解
决现代问题的任务。这些问题包括经济的全球化、生态问题，家庭和工作
性质的改变和个人与文化特征等问题。
我们对全球变暖应当如何作出反应？我们应该接受核能源吗？工作应
当在多大程度上依旧是一种核心的生活价值？我们应当赞成退化吗？欧洲
联盟的前途应当如何？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个明确的左派和右派之间争论的
问题。这表明中间立场持有解决问题的钥匙。
断然的中间立场
从左右两派的观点看问题，中间只能意味着折衷。但是，如果左右两
派所涵盖的范围不如从前大，则这就不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积极的
中央”或“断然的中间立场”，这一思想闻近在社会民主主义者当中获得
了相当广泛的讨论。应当认真地对待它。   
言外之意，“中间偏左”不一定就是“温和左派”。上述问题几乎全
都要求采取断然的解决办法，或者令人考虑到断然的政策。所有这些问题
都有造成分裂的可能性。但是，解决它们所必需的条件和联盟并不一定以
经济利益的分野为依据。
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说，在现代社会里，富人对穷人的命运失去兴趣
。但是，欧洲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许多方面，情况恰恰相反。联盟是能够
建立的，也能够为采取断然政策提供基础。
例如，解决生态问题往往要求采取断然的观点。但是，这种断然性从
原则上讲，能够形成广泛的共识。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从全球化对策到家
庭政策的各种情况。
因此，“中间偏左”并不是一个无害的标签。社会民主主义要想复兴
，就必须是中间偏左的，因为社会公正和解放性政策仍旧处于它的核心。
但是，这个“中心”不应被看作空洞无物。相反，我们所谈论的是社会民
主主义者利用生活方式多样性之线所能够编织的联盟。
政治目标
第三条道路政治的总目标应当是帮助公民安然度过我们时代的主要革
命：全球化、个人生活的种种巨变以及我们同自然的关系。第三条道路政
治应当保持的关心焦点是社会公正，同时应当承认，左右两派之间的分野
所未能涵盖的问题的范围比从前大。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看来，自由应当意
味着行动的自主权，而这又要求社会的广泛参与。
第三条道路政治理论在抛弃集体主义之后，寻求个人和社会之间的一
种新关系、权利和义务的重新界定。
可以说，这一新政治理论的主要座右铭是：“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
。”
政府承担着对其公民和其他人的种种责任，包括对弱者的保护。
然而，旧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于把权利当作必须无条件地接受的要
求。伴随着个人主义扩张的应该是个人义务的延伸。
例如，失业救济所应当附带的是积极寻找工作的义务。要确保福利制
度不会妨碍积极的寻找，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为一项伦理原则，“不承担责任就不享有权利”，这不仅适用于福
利的获得者，而且适用于每一个人。否则，这一格言就可能被认为只适用
于穷人或者需要帮助的人。
排斥
排斥所涉及的并不是不平等的程度，而是使人脱离社会主流的机制。
限制特权阶层自愿的脱离，这对创造一个包括更多人的下层社会起着
核心作用。许多人都说，最高层特权的积累是无法遏止的。收入差距看来
正在普遍拉大。例如在美国，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９０年期间，收入增加
部分的６０％被占人口１％的最富阶层获得。同时，占人口２５％的最穷
阶层的真实收入３０年来一直未动。英国显示了类似趋势，尽管其形式没
有这样极端。工人中最高与最低工资间的差距是５０年来最大的。虽然按
照实际数字来说职工队伍的大多数比２０年前境况要好，但占人口１０％
的最穷人，其实际收入减少了。
吸收的范围必须远远超出工作。这不仅因为任何时候都有许多人未能
跻身劳动大军之中，而且因为社会若过分地被勤劳伦理所主宰，则这个社
会就会是一个完全没有吸引力的生活场所。一个吸纳性强的社会必须满足
无劳动能力者的基本需要，必须认识到生活目标的广泛多样化。
积极的福利
福利国家的改革不应使之沦为一个安全网。一项福利制度只有使大多
数人受益，才能创造公民的共同道德。“福利”若只具有消极涵义，而且
主要以穷人为对象，就像在美国往往出现的情况，则其结果就会具有很严
重的分裂性。
我们目前的福利国家没有做好准备应付新式风险，比如技术变革、社
会排斥和单亲家庭的激增。这种不对称分为两种：所包括的风险与需要不
相适应；保护的集团不对头。
在福利改革中应该认识到，有效的风险管理并不仅仅意味着把风险降
低到最低限度，或者对风险进行防范，而且意味着驾驭风险积极或活跃的
方面和为冒险提供财力。积极的冒险被认为是创业活动的内在特色。这个
道理也适用于劳动大军。决定就业并放弃失业救济，抑或接受一个特定产
业中的一份工作，这些都是充满风险的活动。但是，这种冒险对个人和社
会往往都是有益的。
正理是尽可能在人力资本方面投资，而不是直接提供对经济的维持力
。我们应当用社会投资国家来取代福利国家，以积极的福利社会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