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岂能脱离国情

【日本《正论》月刊８月号（提前出版）文章】题
：照搬美国模式将使亚洲走向衰亡（作者　评论家西部迈）
源于美国的经济全球主义，而今在美国也受到了严
厉批判。
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费尔德斯坦指出，
导致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经济崩溃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以及该组织中盛行的（照搬美国模式的）全球主义。
费尔德斯坦得出的结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
图强加给亚洲的‘大刀阔斧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改革’，无
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将带来恶果。”他认为，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所提出的改革应该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第一
，对于同国际资本市场接轨是有必要的；第二，不能干涉
主权国家所固有的法律权限；第三，改革内容同样也适用
于主要产业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确切地说，认为
美国模式具有普遍性的全球主义者，乘亚洲国家经济处于
危难之际，把过火的甚至连西欧国家都不适用的改革强加
给了亚洲国家──这就是费尔德斯坦的观点。我对此完全
赞同。
实际上，有几位著名的美国人已经对这种照搬美国
模式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经济学家塞缪尔森和克莱因警告
说，机械、武断而又过分照搬美国的金融体系导致了亚洲
金融危机。
而今，就连美国人自己也并不认为“美国的市场很
理想”。即使从贫富差距悬殊和急剧向垄断体制发展这一
点来说，美国式的市场主义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
有人说，美国对经济限制（政府干预）太少，而日
本又对经济限制过多。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探讨什么样的
限制是必要的，换言之，如何才能在习惯性限制、干预性
限制以及法律性限制三者之间找到最佳的组合。这种组合
应该取决于各国不同的发展历史以及文化价值，这是显而
易见的。
经济学家们常说，社会性的限制是有益的，而经济
性的限制是有害的。然而，保护消费者和劳动者、城市规
划、处理工业废弃物等等，这些虽然属于社会性的限制，
但是它往往伴随着经济性的限制。
在过去２０年里，拜金主义的风气席卷亚洲。首先
刮起这股旋风的领导者和宣传者正是日本人自己。然而，
今天的亚洲资本主义却陷入了萧条状态。由此可见，为了
赞美资本主义的市场而宣传市场的活力，不管叫声是多么
响亮，结果都是徒劳无益的。
人的欲望中既有私的成分，也有公的成分。至少亚
洲资本主义市场是以忽视人的公共欲望的形式而发展起来
的。以政府为首的公共机构肩负着使这些公共欲望变为现
实的使命，然而，破坏和诋毁这些公共机构的却是所谓的
自由民主主义。这在过去１０年里已搞得沸沸扬扬。因此
，当人们因私欲膨胀而逐渐感到空虚和焦躁不安时，亚洲
经济就开始呈现出了颓势，这是不足为奇的。
人真正具有活力，应该是在私欲和公欲相互影响又
相互保持平衡的时候。可以说，日本等亚洲国家所缺乏的
是产生公共欲望和开展公共活动的能力。展望２１世纪，
我们应该以“公共时代”，而不是“市场时代”作为新世
纪的口号。
为此，我们首先必须明白，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
造成了怎样的“国情”，基于这种国情应该追求怎样的“
国益”，为了实现国益又必须确立怎样的“国策”。不明
确这一方向，市场就不可能焕发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