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鬼”变人（四）

（续昨）但是，这之后才是关键时刻。战犯只有毫无隐瞒地坦白自己的罪
状，发自内心地向被害者表示谢罪，才能真正获得新生。他们虽然表达出了反省
的意思，但却没有勇气坦白自己犯下的屠杀、拷打和强奸等每件具体的残暴罪行。
原３９师第２３２团第一大队中队长宫崎弘写的《承认错误、自我批评、坦
白罪行》，成为这些战犯坦白自己罪行的突破口。１９５４年４月的某个早晨，
全体战犯被集中在管理所的院子里。宫崎站在讲台上稍施一礼，然后开始读事先
写好的原稿。
“我曾经崇拜天皇，认为优秀的大和民族将建设起大东亚共荣圈，成为东方
的盟主，领导和统治亚洲是理所当然的。我过去坚信积极推行‘三光’政策是忠
君爱国之道，是战争胜利之道。”
在开始述说自己犯下的暴行时，宫崎已经不看原稿了。
“在担任新兵教官期间，我为了给新兵做示范，曾刺死了１０多人。”
宫崎整个身体做出刺杀的姿势，这使得战犯们想起了自己的行为。为增加胆
量而进行的杀人训练，在场的每个人都曾经历过。宫崎接着说，在袭击村庄时，
他用刺刀杀死了一个又一个老人和儿童，把逃跑后又被抓回来的孕妇剥光，当众
刺死，并将村庄付之一炬。宫崎泪流满面、声嘶力竭地坦白了自己的罪行。许多
战犯都同他一样全身颤抖，流下了眼泪。
“我是披着人皮的鬼。今天我在此衷心地向中国人民道歉，我愿接受任何处
罚。”宫崎深深地低下自己的头。此时，场下的人发出了“说得是！”、“确实
如此！”的声音，响彻了整个院子。
此后，这类事情接连不断，战犯纷纷坦白罪行。这种气氛也影响了不愿认罪
的军官们。
从认罪运动到“笔供自白”
这一动向发展成为“认罪运动”和“认罪学习”。
１９５４年中国政府开始正式调查战犯的罪行。
为了验证战犯的供词内容是否属实，中国方面还进行了取证调查，包括分析
日军遗留下来的文件、报纸和照片等资料调查和前往犯罪现场进行实地调查。尽
管当时的交通状况非常落后，管理所仍然进行了数次的现场调查。调查团来到遭
受日军侵略的山区和农村，听取被害者或目击者的证词，发掘牺牲者的遗骨；科
学调查团则进行杀戮鉴定、收集毒气筒之类的物证。各项工作进行得非常细致。
不过，虽然证据齐全，调查团却未将这些犯罪事实摆在战犯面前。因为他们认为
，只要战犯不主动承认犯罪行为，就不可能有发自内心的反省。
在反复审问之下，将官也好校官也罢，都坦白了全部罪行，并写下了“笔供
自白”。
接受审判并回到日本
１９５５年秋，东北工作组委员会结束了对战犯的调查和审问，开始根据确
凿的证据拟写起诉书。
被起诉的４５人，于１９５６年６月─７月在沈阳和太原的“最高人民法院
特别军事法庭”接受了审判。１４００名中国人将旁听席挤得水泄不通。每个战
犯都对罪行供认不讳，并向人们谢罪。他们在作为证人出庭的被害人面前流下眼
泪，低下了头。他们对着旁听席要求判处自己死刑。在审判过程中，几乎没有发
生过有关犯罪事实的争议。而这些都是思想改造教育和“认罪学习”的结果。
可以认为，这里所说的思想改造是把有“崇拜天皇思想和军国主义思想”的
人，改造成为具有“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新人。
而判决则充分体现了“宽大政策”。没有人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最重的
判决是２０年监禁。判刑最重的原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当时因患脑血栓
正躺在病床上，在宣判的第二天他即被告知得到假释。面对这样的宽大处理，武
部不禁号啕大哭。不仅如此，几乎所有服刑的战犯都被允许在刑满之前提前回到
日本。
回国后的战犯，于１９５７年组成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中归联），他
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对在管理所写下的供状提出翻案，而是坚持反战和日中
友好活动达４０多年。
那么，中国实行的战犯政策带有怎样的目的呢？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当时说
过：“２０年后你们就会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是正确的。”中国希望尽快同日本
建立友好关系，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国对待和处理战犯问题，正是从这一立场
出发。
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国政府对１０００多名日本战犯，甚至对所有日本人都
实行了“友好和睦”的政策，其目的是发展中日友好关系。１９７２年在中日两
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没有要求战争赔款。
中国政府为了实现同日本的“友好和睦”，说服本国人民同意遣返日本战犯
，并放弃了战争赔偿。
“中归联”面对如此重大的处理作出了积极反应，他们决心在后半生用行动
来谢罪，以慰藉被害者和中国人民受伤的心灵，他们最终得以和中国人民“和解
”。那么，面对中国伸出的“宽恕”与“和解”之手，扪心自问，作为日本人又
该做些什么呢？（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