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轨转轨接轨并轨

【香港《亚洲周刊》３月３０日一期文章】题：易轨·转轨·接轨·并轨
（作者　台湾海基会前副秘书长石齐平）
朱镕基就任了中国跨世纪的总理。记者会上，他向海内外宣布了施政纲领
，即“一个确保”：确保年经济增长率８％，通胀率小于３％，人民币不贬值
；“三个到位”：国企脱困、金融改革、机构精简；“五项改革”：粮食流通
、投资体制、住房、医疗及财税实行改革。这纲领放到中国国家发展的战略情
势中看，最值得强调的意义，在于它的“承前启后”。
海内外专家都了解，近年来，中共当局在改革开放上的努力被称为“转轨
”，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调整转换。其实，中国跨世纪现代化的全工程包
括易轨、转轨、接轨与并轨。转轨只是其中一部分。
原轨，就是计划管制，包括价格的管制和全面的公有产权制。两者并存管
死了经济，非改不可。但往哪个方向改呢？自然是往能去掉这两个因素的方向
。换言之，一要放开价格，允许市场机制；二要放开产权，允许公有以外的其
他成分所有制。这样的改革方向就是市场经济。因此，１９７９年后的种种，
是自计划管制逐渐向市场机制调整的“转轨”。
经过了十几年的“转轨”，生产力活了，因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国际竞争
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国际空间。但另一方面，原有体制中的国企却因面对越
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处境益愈困窘；与此同时，随着民间经济的壮大，政府部
门的职能明显难以配合，因而有必要在明确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分际、提升行政
部门的管理效率及健全宏观调控的机制上进行根本性改革。
所以，国企改革与机构改革即成了现阶段必须全力突破的两个瓶颈，否则
就难以持续拥有强劲的国际竞争力，也难以借此取得应有的国际空间与国际地
位，并进一步使中国与国际“并轨”。对中国而言，一切改革的终极目标，其
实就在于通过与国际经济的“并轨”，以及“并轨”之后所展现的生命力与竞
争力，来证明中国的实力。但是，在“并轨”前，先要进行的是“接轨”。
“接轨”的工程颇复杂，大略有三个层面：组织、制度与理念。
进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就是中国与国际在“组织”上的接轨。而无
论是为取得进入ＷＴＯ的条件，或是为提升中国本身的竞争力，有关贸易、金
融、外汇、财税、投资及行政的体制等，也都应作必要的改革，这就是中国与
国际在“制度”上的接轨。另外，中国最终如要取得与国际社会的彻底并轨与
融合，在治国理念、政策思维及施政风格上，也都有进行调整的必要，例如要
强调“以法治国”，要重视人权、肯定民主、开放开明、参与贡献……做到了
这些，可以说，在理念、思维和风格上，中国与国际才完成了“接轨”。
于是，就中国现代化的意义而言，中国目前推动的全套改革，即可视为由
“转轨”到“接轨”的关键过程。值得指出的是，以当前国际情势、中国大陆
的改革基础与条件，及中国领导人具备的改革魄力、能力与魅力看，由“转轨
”到“接轨”的大形势基本上已接近成熟。
当中国完成了由“转轨”进入“接轨”的工程后，全世界基本上就存在着
两种“名异实近”的经济体制，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是“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
名称虽异，追求的终极价值却同为“效率”与“公平（或正义）”。当然
，由于历史发展背景的差异，两种体制在演进过程中不免有不尽相同的轨迹。
进入２１世纪后，可以预见，随着中国改革由“转轨”而“接轨”，国际间两
种体制的“并轨”工程将更为明显，也更为快速。
在中国跨世纪的历史中，邓小平决定了“易轨”，是个开头；现今中国领
导者推动了“转轨”与“接轨”，是承前启后；至于未来的“并轨”，则要看
新一代的风流人物如何再领风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