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战明天就会发生吗？

【法国《新观察家》周刊１２月１７日一期文章】题：文化战明天就会发生吗？（作者  
让—加布里埃尔·弗雷）

“１９世纪是民族国家的冲突，２０世纪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下个世纪将是文明的冲突，因
为今后各文化之间、各宗教之间和各种族之间的边界将成为分界线。”对于那些在共产主义集团
瓦解之后渴望天下太平的人来说，塞缪尔·亨廷顿的预断无疑是给他们洗了个冷水澡。

因为亨廷顿认为，文化冲突不会以意识形态领域或经济领域出现的妥协或演变为转移。

用文化的天鹅绒幕来代替意识形态的铁幕可能不可避免地导致以“中心国家”为中心的势力
范围的冲突。为了维护和平，西方应该放弃其企图普及自己的价值观的野心。它还应该避免在自
己的势力范围之外进行干涉。

塞缪尔·亨廷顿断定伟大的文明必须孤立才能避免战争，他创造了一种保守主义的地缘政治
学。在美国和欧洲，他的悲观论断在对其畅销书的历史决定论抱有敌视的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骚
动，他们认为此书“在思想上是难以接受的，在政治上是很危险的”。

历史学家勒内·雷蒙肯定地说：“和阶级斗争一样，《文明的冲突》也不是历史的试金
石。”但是他也承认：“亨廷顿把我们的思考引向文化天地是有道理的，因为文化价值上的隔阂
和分歧在冲突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资深评论家、哲学家皮埃尔·哈斯纳则承认，“在经济现代化抛弃旧时的地方同一性和使民
族国家失去不再扮演同一性角色的时候”，“宗教势力的大规模卷土重来和现代性之伊斯兰
化”，乃是能够把人聚集到一起的认同因素。“亚洲主义”成了替代自由民主的模式，它崇尚集
体主义和家庭观念，随着它的影响的不断增加，人们有点夸大地说东方已经觉醒了。这实际上更
应该说是对西方个人主义的一种文化对抗。

这是第一本论述冷战后世界的著作，这部充满了强烈直觉的书激起了众多的责问和怀疑。美
国社论作者威廉·普法夫感到很气愤：“在一个‘硬科学’已导致了一种测不准关系的时代，企
图用几个方程式来解决一切问题，这是很危险的。”《文明的冲突》恶毒地把中国和伊斯兰说成
“黄祸”和“阿拉伯弯形大刀”，它给美国人提供了一个新的敌人和对付这个新敌人的最重要的
办法。

这位美国政治学家的论断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文化概念模糊。他把文化概念视同集团的冲突
特性，并把它当作中心概念来使用。这种对文化价值的过高估计导致了对民族作用的低估。这至
少是不合常情的，因为我们知道，欧洲建设是依靠民族国家，大多数亚洲和非洲文明还憧憬着这
种尚有活力的国体。

亨廷顿有时被人称之为“冷战后的斯彭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作者），他的观点与
那些悲观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观点如出一辙，这些历史学家预言经济高高在上而人口却在减少的西
方将会衰落。但是这种衰落是否如此明显呢？大学教员伊格纳西奥·拉莫内特指出：“如果从技
术和市场的角度来给文明下定义，就会发现资本主义模式是传播最快的，而冲突主要是发生在那
些没人要的人和世界的新主人之间。亨廷顿低估了通过经济（西方的特长）来实现的世界一体化
的作用：对经济增长的渴望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技术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魅力无穷。
因此，通过一些文明与另一些文明之间的模糊性来思考世界就显得片面了。”

亨廷顿好像担心西方的实力会因与竞争者对抗而削弱似的，所以他鼓吹“冻结”政治和冒陷
入文化孤立主义的风险。政论家爱德华·莫蒂默认为，亨廷顿忘记了“西方的力量恰恰在于它的
开放和在于它依靠交流和融合而从竞争文化掠夺和吸取其精华的这种迫切愿望”。文明如果孤立
就会逐渐衰退，只有在混合和交流中才会繁荣。亨廷顿看来不知道这一点。

简而言之，还是应该读一读他那引人入胜的预言，但不要相信他那可怕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