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战略互动催生亚太新秩序

【香港《亚洲周刊》１１月２３日一期文章】题：中美俄日催生亚太新秩序　　
在最近不到半个月间，亚太地区先后发生了足以影响世纪之交世界局势稳定与国际关系平衡的四件大事。　　
首先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前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高峰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共同致力于发展“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与此同时，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西伯利亚举行高峰会议，承诺于公元２０００年前签署日俄和约，以确定日俄新关系。在江泽民与克林顿举行峰会期间，日俄高层接触耐人寻味。　　
紧接着是叶利钦的北京之行。叶利钦与江泽民“拥抱”，引起诸多联想。两国发表第五份联合声明，确立中俄４０００多公里绵长边界线，并重申共同建设“面向２１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最近则是北京国务院总理李鹏对日本的访问，两国政府首脑会谈的主题是加强双边“对话与合作”关系，正式签署的渔业协定已将争议的钓鱼岛海域划为“共同管理区域”。　　
这种密集的大国外交活动在国际关系史上是少见的。这充分表明，东亚地区不仅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两极对抗的“热点”，而且在“冷战”之后，亚太安全体系重新调整布局之际，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地区。　　
虽然“冷战”之后的东亚相对稳定，但威胁稳定的潜在因素仍多。首先，该地区大国之间尚未建立良性互动关系；尝试建立的几个大三角或四角关系，如中俄日关系、中美日关系及中俄美日关系，经常出现不平衡及随意倾斜的特性。其次，东亚地区领土主权纠纷多；俄日之间有北方四岛纷争，韩日有独（竹）岛主权归属歧异；中日有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中美日之间也有更具爆炸性的台湾问题。凡此皆使地区形势时紧时松。第三，东亚经济高速成长，相互依存增加，但也存在结构问题，足以影响地区经济安全，并将牵制经济整合进程。　　
近期围绕东亚的大国互动关系突显的主要是“和而不同”的特征。受国际现实情势驱动，这个地区局势将可维持相对稳定，而在国际政治新体系产生并定型之前，几个大国都有意在定义含糊的伙伴关系中各取所需，相互制衡，彼此互补。世纪之交的国际社会，尤其是在东亚地区拥有重要战略利益的相关大国，均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确保发展的国际大环境。对发展中的中国大陆而言，平衡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当前是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及地区关系最稳定的和平时期。９０年代以来，北京的睦邻外交工作已有明显成效。俄罗斯及中亚五国与中国的边界问题大致解决，中亚五国不支持他国的分离主义活动；中国大陆更与俄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使其过去腹背受敌的边患大致解除；中印边界纠纷也已达致妥协共识，两国合作趋向多于对抗；越南改善对华关系，并致力于经济改革，重整军备的可能性降低。　　
南中国海主权问题虽然敏感，但“隐忍不发”的时期可能相当长；北京对朝鲜半岛局势仍有重要发言地位，与南韩关系稳定，与北韩也未见大波折；虽然北京是《日美安保条约》的“假想敌”，但受目前情势制约，中日关系仍将维持相对稳定。　　
维系稳定而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曾让中国大陆把握十多年来的有利时机，致力于经济发展。跨世纪的中国仍将面临社会政治及经济体制转型的严峻挑战，忧患仍多，持续保持周边地区局势稳定仍是至关重要的。　　
近期出现的大国三角或多极的互动形态，只是一种相对的动态平衡，稳定程度仍有待评估；“冷战”后的各种“伙伴关系”是重建国际新秩序的一种过渡现象。这既不是盟友，也无所谓依从；但对等性增强已是现实。东亚地区新一轮战略关系互动可以理解为新格局浮现前的胎动，各方对此不妨持审慎乐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