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亨廷顿著文认为：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三·完）

文章说，今日美国日益混乱，主要在于失去了敌人，没有敌人即无法塑造国家认同。此外，他还将美国自己的问题都推给了外来移民，认为多元化削弱了国家认同；作者断言美国现在是、以后仍将是一个全球霸主，并宣称中国会成为美国的一个新敌人美国力量的压力与引力　　
冷战结束１０年之后，关于美国的力量还存在着一种看起来很荒谬的现象。一方面，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经济力量和繁荣程度都居世界之首。它的政治经济原则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地的认同。它花在防务方面的钱比所有其他主要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多，而且它有着唯一能在世界几乎每一个地区采取有效行动的军事力量。它在技术方面遥遥领先于任何其他国家，而且看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肯定能保住这种领先地位。美国的流行文化和消费品席卷全世界，渗透到最边远和最抗拒的社会。简言之，美国在经济、意识形态、军事、技术和文化方面居于压倒优势。　　
另一方面，美国的影响却远远没有那样大。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穷国还是富国，友邦还是敌国，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看来所有国家都能抵制美国决策人的诱惑和威胁。在贸易保护主义、制裁、干涉、人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维持和平以及其他问题上，外国政府的官员彬彬有礼地倾听美国的要求和恳求，或许还泛泛地表示同意它的主张，但过后还是不声不响地我行我素。１９９４年，小小的新加坡无视美国施加的极大压力，依旧对一名美国少年施用了笞刑。经济崩溃、陷于孤立的古巴成功地改变了美国的移民政策。美国请求波兰别同伊朗缔结武器协定，波兰根本不予理睬。美国压约旦中断同伊拉克的商业往来，约旦一直抵制。……中国则断然拒绝美国就人权问题提出的要求。美国在对中国和对日本的贸易政策方面无法实现它的目标，无法劝说俄罗斯不向中国和伊朗转让武器和技术，无法除掉萨达姆、卡斯特罗和卡扎菲，无法压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彼此迁就，无法说服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在波斯尼亚实行有意义的合作，无法使日本实行重大的经济改革。美国显然仍旧能对任何重要的国际行动行使否决权，但是它劝诱其他国家以它认为它们应当遵循的行事方式、行动的能力与它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形象是不大相称的。美国力量的强大与美国影响的乏力这两者之间的明显差距应当如何解释呢？这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拿一个国家的国力与它的政府的强弱相比较的结果。美国历来是一个国力强大而政府软弱的国家。除了军事力量之外，被当作美国力量强大的证据的大多数资源是美国政府所不易控制的。尽管它的经济居世界第一位，但它的联邦政府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１９９３年为１９．７％）却比收入最高的２４个国家中除两个（日本和瑞士）以外的所有国家都小。　　
关于力量与影响之间的差距的另一个与此相关的解释来自美国力量性质的不断变化。美国现在是、以后仍将是一个全球霸主。然而，这种支配作用的性质正在改变，就像其他霸权国家所起作用的性质已有改变一样。各霸权国家的影响在初期是来自它们花钱的能力。它们向别国部署军事力量、搞经济投资、提供贷款、行贿、派遣外交官和官员，并常常把那些国家的领土和人民置于自己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在建立霸权后的第二阶段，花钱的能力便被吸引力所取代。到７０年代，美国的霸权就开始进入这个阶段了。此时，霸权第一阶段的向外扩张就让位于第二阶段向内吸引的特点了。　　
到了９０年代，美国仍在出口食品、技术、思想、文化和军事力量。然而，它却在进口人员、资本和商品。它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一般来说，它吸纳的移民比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多。不论是种田的农民还是诺贝尔奖得主，都想移居美国。世界各地的上层人士都想把孩子送到美国的大学去读书。最重要的是，各国公司都想进入美国的市场。　　
吸引力取决于外国人是否觉得把钱、商品和孩子送到美国去是符合他们利益的。然而，这仍然是一种力量，而且是第二阶段霸权国家典型的力量形式。　　
美国在成为霸权国家的第一阶段，每年要花费数十亿美元去设法影响外国政府——或许只有苏联除外——的决策、选举和政局，这几乎肯定超过了外国政府为影响美国竞选所花费的财力总和。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并且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美国所采取的旨在影响外国政府的活动要么停止了，要么大大减少了。对外援助削减了，而且只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它也很少进行隐蔽的干预了，为试图影响外国的选举及其他结果所花的钱仅为以前的一小部分。相比之下，外国机构旨在影响美国决策的努力却大大增加了。因此，美国现在与其说充当演员不如说已经变成舞台了。外国政府和公司现在花费巨额资金在美国搞公共关系和进行游说。例如，据报道日本每年在这方面花的钱达１．５亿美元。　　
美国的对外政策正在成为一种越来越致力于在国外促进十分具体的商业和民族利益的排他性对外政策。在冷战期间用来为国家利益服务的那些机制、资源和影响正转而为这些利益服务。克林顿政府埋头于本国政治，这也许使上述做法受到了促进，但是这样做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美国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更广泛的变化以及对美国国家特性的认识正在发生变化。　　
内外环境方面的这些因素在近期内是极小可能改变的。可以想见，中国会成为一个新的敌人。中国的一些重要集团当然是把美国视为他们的新敌人的。然而，眼下中国还不会成为足以唤起美国人新的国家特性感和目的感的那样一种威胁，而且对这种威胁的严重性的判断将取决于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在东亚的霸权地位给美国利益造成的损害。要想重新唤起较强的国家特性感还需要战胜美国存在的崇尚多样性及多文化主义的思想。大概需要按照乔丹委员会建议的原则限制移民的进入，并制定公营和私营部门的美国化计划，以对抗那些促使移民社群效忠于原籍国的因素，促进移民的同化。这些事情都很可能发生，但是，考虑到“我们大家现在都成了多文化主义者”（内森·格莱泽语），最近出现的这种非国家趋势不是短期内可以扭转的。　　
要消除对外政策中的单一目标倾向，美国公众就得致力于寻求新的国家利益。这种国家利益将超越商业及民族利益并使之处于从属地位。民意测验显示，目前多数美国公众不愿对拿出大量财力捍卫美国的盟国、保护小国抵御侵略、促进人权和民主或者帮助第三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做法给予支持。其结果，政府官员对这些或其他广泛目标的阐述得不到多少响应；除极少例外情况之外，权势集团人士要求美国实行领导的呼吁也没有产生有效的行动。美国对外政策既然不能兑现它的广泛承诺，也就变成了空谈与退却的政策，政府则积极致力于促进它所专注的事情。外国政府已经学会不认真对待美国政府的一般性政策声明，而是十分认真地对待它一心追逐商业和民族利益的行动。　　
因此，取代单一目标政策的办法不是公布一项“宏伟计划”、“前后一致的战略”或“对外政策构想”，而是制定一项克制与改组的政策，其目标是对抽调美国国力为排他性的次国家、跨国家和非国家利益服务加以限制。国家的利益在于国家实行克制，看来这是现阶段美国人民愿意给予支持的唯一的国家利益。因此，对外政策精英们最好把精力用在制定一些减少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卷入，以保障可能出现的未来国家利益上，而不是制定在国外采取重大行动的不现实的计划。　　
到将来的某个时候，安全方面的威胁和道义方面的挑战会要求美国人再度投入很大的力量来捍卫国家利益。经验证明，从低水平的基础上动员这种力量很可能比把一直用来为既定的单一目标服务的力量转到这方面要容易一些。现在发挥一种比较克制的作用可能有利于美国将来在需要唤起国家特性感来追寻美国人民愿以生命、财富和国家荣誉感去实现的那种国家目标时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