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亨廷顿著文认为：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二）

文章说，今日美国日益混乱，主要在于失去了敌人，没有敌人即无法塑造国家认同。此外，他还将美国自己的问题都推给了外来移民，认为多元化削弱了国家认同；他断言美国现在是、以后仍将是一个全球霸主，并宣称中国会成为美国的一个新敌人寻求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对所有或大多数美国人都很重要的公众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是他们愿以鲜血和珍贵之物予以捍卫的利益。通常，国家利益既包含安全与物质方面的关注，又包含道义与道德方面的关注。对萨达姆采取的军事行动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因为他威胁了获得波斯湾石油的可靠而又省钱的途径，同时也因为他是一个悍然入侵并兼并了另一个国家的贪婪的独裁者。现在所需要的不是寻找能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力量，而是寻找能将美国的力量派上用场的目的。　　
这种需要导致美国对外政策机构急切地寻求使美国有理由在世界事务中继续发挥冷战时期所发挥的那种作用的新目的。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确定了以下五项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防止有人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美国发动袭击；防止在欧洲或亚洲出现敌对的霸权国家；防止在美国边界上出现敌对的力量或者出现握有海上控制权的力量；防止全球贸易、金融市场、能源供应和环境体系发生崩溃；确保美国盟国的生存。　　
然而，这些利益受到哪些威胁呢？针对美国的核恐怖可能是一个近期的威胁；中国作为一个东亚霸主的崛起可能是一个较长期的威胁。除了这两个威胁以外，很难看出国家利益委员会所确定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受到任何隐约可见的重要挑战。新的威胁毫无疑问会出现，但是，鉴于眼下并没有威胁，人们便对那些旨在引起国人对外交事务的兴趣、唤起国人对重要的对外政策主动行动的支持的各种宣传就置若罔闻。政府呼吁“扩大”民主，却得不到公众的响应，而且政府自己的行动就暴露出它的呼吁是言不由衷的。新保守主义者鼓吹大幅度增加防务开支的论点像冷战时期主张销毁核武器的论点一样显得不现实。　　
人们常常论证说，要解决世界性问题，就需要美国来“领导”。情形往往确实如此。然而，要求实行领导的呼吁回避了“领导做什么”这个问题，而且它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的问题也就是美国的问题。可实际情况往往不是这样。世界许多地方存在弊端，这是一个不幸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或者有兴趣或者有责任来匡正这些弊端。国家利益委员会说，要就国家利益问题达成共识，就需要总统来实施领导。然而，现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共识：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美国没有理由过问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问题。对外政策机构在要求总统为一项根本不会被接受的事业提出理由。这种寻求国家利益的努力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没能产生能够获得哪怕是一丁点儿广泛支持的、人民愿意为之投入较多力量的那种目的。商业主义与民族意识　　
缺乏得到普遍支持的国家利益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回到孤立主义状态。美国依然参与国际事务，但是它现在的参与不是着眼于国家利益，而是着眼于商业和民族的利益。美国目前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可以用经济与民族方面的排他主义来界定。冷战时期为宏伟的国家目标服务的体制和能力——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情报方面的体制和能力——现在转而被用来为狭隘的次国家的、超国家的甚至是非国家的目的服务了。现在越来越多地听到人们论证说，对外政策正是应当为这些利益服务。　　
克林顿政府一直重视“商业外交”，把促进美国出口定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它在为美国产品谋求外国市场准入方面也确实取得了成功。商业成绩已成为对美国大使工作情况的首要考核标准。克林顿总统花在促进美国产品在国外销售上的时间很可能比他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任何其他问题上花的时间都多。如果真是这样，这将是美国对外政策转变方向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迹象。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内，在一件又一件事情上，商业主义的需要都超越了其他目的，其中包括人权、民主、联盟关系、保持均势、技术出口管制以及一位政府官员称之为“空洞的废话”的任何其他战略的和政治的考虑。　　
克林顿政府商务部的一位前高级官员争辩说：“政府、国会和更广泛的对外政策界的许多人士仍然认为商业政策是外交政策的工具，而现在的情况往往是刚好相反——美国应当利用它所有的外交政策手段来实现商业目标”。用于促进商业目标的资金应当大大增加，为实现这种目标而工作的人员的素质应当提高并且应当接受专业训练，与促进出口有关的部门需要加强和改组。在对外政策中，这个游戏的名称叫：赢得合同。　　
至少这是其中一种游戏的名称。另一种游戏是促进民族利益。经济利益通常是次国家的，民族利益一般来说则是超国家的或非国家的。对特定企业或行业的促进也许不像一般性地减少贸易壁垒那样关系到普遍的公众利益，但它的确能促进某些美国人的利益。民族集团则促进美国以外的人民和实体的利益。　　
各民族集团在决定美国对外政策方面所起的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新近的移民浪潮和有人提出的多样化及多文化主义的论点而得到加强。此外，更加丰富多样的民族群体及通信和交通手段的引人注目的改善使得各族裔移民与其原籍国之间保持联系变得容易得多了。结果，这些集团正在由一国疆界之内的文化群体变为超越这种疆界的移民社群。以国家为基础的移民社群，即至少控制着一个国家的跨国文化群体，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维护他们原籍国的利益了。著名专家加布里埃尔·谢费尔在《生存》杂志上撰文说：“（移民）完全被他们所移居的社会同化这种做法不论在地位已经牢固的移民社群中还是在刚刚形成的移民社群中都已变得过时了……许多移民群体或者没有遇到迫使他们同化的巨大压力，或者没有感受到被移居国社会同化、甚至是取得移居国的国籍有任何明显的好处。”由于美国是世界上移民最多的国家，这种由同化转向多样性、由民族集团转向移民社群的趋势对它的影响也最大。最重要的是，移民社群能对移居国的行动和政策施加影响，利用它的资源和影响去为他们的原籍国的利益服务。近几年来，在美国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政策、在高加索问题上、在承认马其顿、支持克罗地亚、制裁南非、援助黑非洲、干预海地局势、北约东扩、制裁古巴、北爱尔兰的争论以及以色列同其邻国关系等问题上，移民都发挥了重要影响。总之，正如（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１９９７年在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演讲时所说的，美国现在“与其说有一项传统大国意义上的对外政策，不如说只是把国内选民集团提出的一系列目标拼凑在一起……其结果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前后不一。这不像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所应有的做法。”　　
国家利益被商业和民族利益所取代，这反映了对外政策的对内化。国内政治和国内利益向来对对外政策有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恰当的。然而，以前那种认为对外和对内政策的制定过程由于一些重要的原因而有所不同的假定已经站不住脚了。　　
为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所必须研究的不是美国在一个各国相互竞争的世界上的国家利益，而是需要研究经济与民族利益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至少在最近几年，后者成了预测美国对外政策立场的最佳依据。从为促进作为一个集体的美国相对于类似集体而言的利益而有意识设计的行动这一意义上说，对外政策正缓慢地、但却是稳步地消失着。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