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７年５月：中国与邓小平──日夫科夫《回忆录》选译（四·完）

第一，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把社会主义的原则变成了荒谬的东西，使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扭曲。只有采取根本措施，只有在经济和政治上层建筑方面根除旧体制的许许多多严重弊端，才能摆脱这种局面。“坏事变好事”这句俗语应验了。
第二，中国深刻的变革发生在世界上正在进行新的历史变革的时候。这首先是指科学技术革命，是指一些国家集团推广市场原则和机制。清除“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形象地说，腾出了一块空地，问题是用什么东西去填充这块空地——是用“久经考验的”、遇到了巨大困难的老式社会主义的机制和方式，还是用新的历史内容。中国领导人很聪明，他们尝试用新的历史内容去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中国是第一个提出发展社会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种市场经济中，计划仍占有一席之地。它大大地前进了。它在充分利用本国资源的同时，又创造条件引进了大量外资，形成了新的技术基础设施，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巨额资金。数以千计的科研机构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
第三是解决人的问题。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来说，关心人不是一句空话。但是，他们知道，正如上海一位领导人所说，只有先让人“动起来”，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在新的条件下，不能光靠干劲，而要靠利益驱动。中国的农业就是这样恢复起来的。利益机制也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当然，这也确实产生了一些不良现象，如造成经济犯罪等，但是在１０亿人口的中国，这种事情简直就是沧海一粟。
对比这一切，我们总是想起被新斯大林式的体系束缚着的社会主义的形象。我们国家也不例外。我看到，在中国，他们走的是一条与“久经考验的”模式不一样的道路。我们能走这条路吗？那时我自己也拿不准。所以，我们在同邓小平会晤时，听得多，说得少。现在想来，那样做是对的。我们两个国家存在某些差别。同时，我也坚信，我原本打算实行的深刻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变革也是正确的。
同邓小平的正式谈话结束之后，他请我们共进午餐，这又使我们有可能继续交谈。此时，他的谈话更加生动有趣，令人难忘。他开玩笑，讲他的老家四川，讲他的高龄。对我们参观过的名胜古迹，他了如指掌。他说话有条有理，准确无误。
得知邓小平１９９７年２月逝世的消息，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再次想起了我们在北京的会见和谈话。我向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发去了唁函，其中写道：“邓小平同志坚持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维护了中国的团结一致，同时又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即通过大胆的改革，保障了本国经济、科技和文化的迅速发展。我在保加利亚也进行过这种尝试。１０年前我在学习了中国的经验后欣然感到，他对历史进程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同我吻合。遗憾的是，有外部势力阻碍我实现这一想法。保加利亚太小了，抵挡不住来自俄罗斯、西方国家以及自己共产党内的复辟和投机钻营势力联合施加的压力……”（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