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７年５月：中国与邓小平──日夫科夫《回忆录》选译（一）

【本报索非亚８月８日电】保加利亚文版日夫科夫《回忆录》已于７月１５日在索非亚面世。该书由保加利亚大特尔诺沃“阿巴加尔”出版社出版发行。
《回忆录》共分五章，其内容为：童年、少年、青年时代；５０—７０年代执政时期；８０年代的挫折和困惑，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和改革；国际舞台上的活动；１９８９年后的遭遇和抗争。书中披露了许多有关保加利亚内外政策的鲜为人知的事实。
日夫科夫在介绍他的国际活动的第四章中，追忆了他对许多国家的访问，他同几十名世界著名人物的会见和谈话，其中专有一节题为《１９８７年５月：中国与邓小平》。现将该节摘译如下：
１９８７年５月，应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邀请，由我率领的保加利亚党和国家代表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种级别的访问在两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尽管在此之前，我作为党或国家的代表团团长，抑或作为保共中央的代表，对大约５０个国家进行了２００多次访问，但我仍然掩饰不住我的满意之情。我难以说清到底是哪些主要的东西使我感到满意。这有几个原因，所有这些原因确实都很重要，不管怎么说，我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夙愿，感到心满意足。这是一个曾对人类历史和文明作出过无与伦比贡献的伟大国家。这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的潜在力量，是人类的进步和未来的决定性因素，这个国家属于首批开拓社会主义艰难道路的国家之列。对我来说，这就是中国。我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始终挂念着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并对之兴趣盎然。我想谈一些同我们筹备访华有关的事情。当时必须摊开、分析和解释过去积累下来的一大堆问题。必须把访问日程中要讨论的问题和我们方面要提出的问题确定下来，并且按照轻重缓急进行分类。我并非刻意要去充当保加利亚方面开辟对华关系新阶段的领导人。走这一步棋是客观的需要，迟早总要举子。我满意至极，简直可以说是荣幸，因为我终究使我们两国的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我知道，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大家庭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我也尽了绵薄之力。除此之外，我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名老战士，将同中国共产党的杰出活动家会晤，这件事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总而言之，不管对于我自己，还是对于我们党，即将进行的访问都不是传统性质的墨守成规的举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