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法国记者眼中的阿富汗

【法国《星期四事件》周刊７月９日一期文章】题：阿富汗游记（作者该刊特派记者帕特里斯·皮卡尔）首都面临空前困境
对喀布尔居民来说，塔利班政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麻烦，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所面临的困境。阿富汗首都宁愿顺从它头裹缠巾的领导人颁布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禁令，也不愿意重新陷入长达四年的内战。然而，只有上帝和真主知道，这座城市已经变成了大蒸笼。作为对新权力操纵人体和灵魂的象征，妇女必须穿遮脸服、男人必须按规定留胡子和戴帽子。咖啡、游戏、纸牌、象棋、风筝和音乐都消失了。女孩子们被从学校赶了出来。杂志、电视和电影也不复存在了，只留下了明确传达新禁令的“沙里亚电台”（伊斯兰教法电台），人们只能私下里偷偷地收听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和伊朗电台的节目。
政权独断专横的行动随时都可能落到你的头上。在赫拉特餐馆，一位持枪的老者每天下午１点３０分都会对着宾客大喊大叫，要他们去清真寺做礼拜。塔利班没有经济计划
经济情况就更糟糕了。喀布尔从未像现在这样穷过。塔利班取消了年轻人的工作，并把一些战争的寡妇和孤儿赶到了街头。过去，穷人还可以拣些骨头或破铜烂铁，如今这种拣破烂的活动被明令禁止。国家工作人员也不是什么幸运儿，他们的月薪仅在４０法郎至１５０法郎之间，而且往往在一两个月甚至三个月之后才能拿到手。前政权时代毕业的大学生如今还得重新考试。
尽管喀布尔街头满目疮痍，但塔利班没有进行任何重建的努力。塔利班政权没有宣布任何经济计划。以下这个例子最能说明今日喀布尔的困顿局面：喀布尔国际饭店的２５０多名员工如今只为一个客人服务，这个客人就是本记者。
“面包、盐、一点蔬菜以及电”，这就是一个普通喀布尔居民日常生活中所能支付的一切。他们的谋生手段有时带有几分悲怆色彩。学生们用凑起来的钱买上一台电视机（电视机在这里是大减价的商品），然后叫一个人拿到巴基斯坦去出售。这样，每个人可以赚到１５法郎。医院里的护士则想方设法将病人的药品偷偷地拿到市场上低价出售。塔利班的短命统治
塔利班曾经统一了阿富汗９０％的领土，而且他们的支持者（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以及阿联酋等）很快在外交上承认了它。但这种局面仅仅持续了几天。塔利班攻克马扎里沙里夫后，它的士兵在行使权力时犯下了许多错误：虐待百姓，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解除了所有派别的武装，烧毁了一些在他们看来“太豪华”的清真寺，将什叶派所控制的汽车市场据为己有等等。这些举动立即遭到了什叶派武装的反抗。面对这种情况，塔利班的盟友马利克将军（塔利班曾经许诺把北方省的省长之职交给他）开始倒戈，并最终将一切大权统揽到自己手中。这样，进入城市的塔利班游击队员（大部分是精英）纷纷被杀死、打伤或被关进了监狱。
很快，马利克将军、马苏德司令以及什叶派领袖卡里姆·哈利利组成了一个“北方政府”，并最终形成一个反塔利班联盟。他们得到了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国家想同塔利班保持距离）以及伊朗（它想保护什叶派）的支持。这一失利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大大削弱了塔利班。驻扎在喀布尔的塔利班也越来越狂躁不安。一个月来，他们处死了许多什叶派人，当众殴打人道主义组织“美国外援合作社”的工作人员，甚至把一位看多了电视的人活活打死。
与此同时，塔利班与北部反叛武装的战争日益加剧。双方的冲突地区距首都喀布尔仅７０公里，就在舒马利平原和山区的交界线一带。每天，６０００多名塔利班都要与马苏德领导的武装发生激战。
在前线作战的塔利班就像是一支流浪者的队伍：肮脏不堪，衣衫褴褛，吃得不好，睡在废墟上。他们的军饷每月不超过１５法郎。但他们的精神状态很好，整天说说笑笑摆弄着火箭炮和机关枪。他们或许是世界上唯一一支不抽烟，不在城市寻欢作乐的军队，约束他们的是宗教法规。
塔利班的损失十分惨重，有时每天死伤达５０人。尽管塔利班一再扬言要发动闪电式的反攻，但他们实际上根本无法向前推进。战争一直在进行之中。在联合国的斡旋之下，塔利班曾与对手就停火问题进行过两次谈判。但令外交官们失望的是，战火每次都在谈判后的第二天重新燃起。
因此，阿富汗似乎注定要卷入一场无休止的战争，一场让它重新回到中世纪的战争。随着塔利班各种各样禁令的颁布，阿富汗越来越孤立封闭，一些致命疾病开始流行，“人道主义形势”十分严峻。
面对这里的灾难局面，各大国却始终在远处观望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