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熊玠文章：透视中英冲突与西方媒体的歪曲宣传（二）

（续昨）英国慷他人之慨
需要指出：中英既是在１９８４年签有条约，论理在１９９７年以前，香港有任何改变现状之立法或决策，均应双方同意，才合乎国际法之要求。彭督在作以上两项改变，均是单方举动。而“人权法案”，亦是未经中方同意的，何况在以前，英国人曾一再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表示，香港并不需要制订什么人权或者类似的法案；原因是香港一切人权问题已在现行法律下得到适当保障。在中英１９８２至１９８３年谈判中，英方也重复香港无需什么人权法案的立场。可是在１９９０年，港英政府突然提出了一个人权法案。尽管遭到中方反对，他仍坚持我行我素作风。最后由立法局通过，于１９９１年生效。
联合国在１９６６年制定了两项国际人权公约。其一是《公民权与政治权国际公约》；另一是《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国际公约》。英国是签约国，对身为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这两项公约，也应该是适用的，而且１９７６年开始生效。但是，实际上英人并未在香港境内实施这两项公约。到１９９０年制订“人权法案”时，英人才第一次在香港援用它们中间的规定，这才发现，原来香港的现行法律，有许多不符合这两个公约的标准。这表示英国人此前对联合国有关香港人权的报道，完全是虚构不实。在我们讨论“人权法案”带来什么改变以前，须先看看在香港实行有多年的几个法规例子，以便作前后比较：
（甲）《社团条例》：在此条例下，对“任何社团可能被利用从事任何不符合香港安全与公安之活动者”港督有绝对权力宣布其为非法组织，并加取缔。本条例亦禁止香港境内社团与外国“政治组织”有任何联系。
（乙）《公安条例》：警察得随时对居民之任何集会加以取缔或制止；并授予警察广泛权力，得以对任何企图向政府请愿之居民（甚或正在踏向港督府途中），加以逮捕；警察对任何有贩毒之嫌者，只要有嫌疑，即可逮捕之（注意：这些规定均忽略适当合法程序）与（嫌犯在经法院判刑前，应予其无罪之假定，亦违反了１９６６年签的《公民权与政治权国际公约》）。
（丙）《非法罢工与开除条例》：任何罢工足以造成对政府施压情形者，均为非法行动，政府得以取缔。
在通过１９９０年的人权条例后，港府又于１９９２年及１９９５年相继修改了上列的（甲）与（乙）两项条例，以符合刚通过的人权条例的要求。现在被修改后的社团条例与公安条例，在两大敏感问题上解除了前禁：（一）今后境内的社团可以跟外国政治组织挂钩；（二）任何游行示威，不再需要预先得到警察许可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单行法”是慷他人之慨，因为等到香港有人要援用这两项史无前例的公民权时，英国殖民老爷早已下旗归国了。同样的问题还是：如果英人真要在香港搞这样的民主，为什么在过去１５０年不搞呢？
同样从法理眼光来看问题，中方对这些单行法，无论其内容如何，也无论其立法是否需要，既是英人未得中方事先同意的片面行事，中方在事后有它选择接受与不接受的自由。最后中方选择不接受，并表示于７月１日香港政权回归后，要将香港的有关法律恢复原状。再从法理眼光来看，这种态度，也应是符合“保持现行制度不变”的精神，因为“现行”制度，应该是１９８４年前未经英人单方改变的制度。但是，中方一说出口要恢复原状，彭督就在美国散布“北京在任意摧残香港自治权”之理论。他的《拿自治权来给我看》一文，引各方侧目。美国舆论界也一头雾水。而在英国人“一言堂”的情形下，难怪美国媒体附和英人的唱衰论了。（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