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熊玠文章：透视中英冲突与西方媒体的歪曲宣传（一）

【纽约《侨报》６月２３日—２４日连载文章】题：透视中英冲突与西方媒体之香港无望论（作者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熊玠）原编者按《侨报》于５月１７日举办了《迎接香港回归的新纪元——香港回归与祖国统一》座谈会，本文是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熊玠的主讲内容。前言
香港之回归，备受全球瞩目。其原因，除了它象征着殖民帝国时代正式落幕以外，还代表了中国睡狮之重整雄威。所以难免惹来了若干西方人的妒忌与忧虑。再加上香港经济之繁荣，是世界上外贸第八大经济体，又是个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及世界最大的航运吞吐港口。它的人均收入（以国内生产总值计）２．６万美元，已超过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于英国本土。因此，若有洋人幸灾乐祸之心作祟，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民意测验显示，香港居民８０％以上均对回归后之香港具有信心，香港商会９５％以上成员（包括很多外国公司）也对本区未来五年经济繁荣继续看好，偏偏西方传媒却几乎一致地表示悲观；大肆渲染某些少数人唱衰论调，并引以为乐。此一现象，虽甚怪异，但一直无人提出质疑与指正。直到最近才有秦家骢（原《纽约时报》记者，现任《远东经济评论》编辑）在美国《外交事务季刊》（今年５月号），及巴里·韦恩（为《亚洲华尔街记事报》的编辑）在《亚洲华尔街记事报周刊》（４月２８日第１６页），先后行文笔伐。这两位均工作于香港的新闻从业员，异口同声地指出：在近两年来国际舆论界，争相唱出香港回归中国等于自投罗网、永无翻身之日的论调，极为不智。
秦家骢特别指出，这种唱衰现象，以美国的媒体尤甚。他认为美国的唱衰者，毫不觉得在香港尚未回归前应该静待与客观分析，不该遽而断言其前途无望。他并指出美国媒体毫未认识到香港之政权虽然将移转，但其地域、货币，及其国际组织的会籍等，统统不因回归而改变。如果在某些自由方面有可能调整，但也不至于像一般美国舆论界说的那样全盘颠倒。他觉得任何类此哗众取宠之说法，均需冷静求证，不可遽信。
巴里·韦恩亦指出唱衰乃是国际舆论的通习，他与秦氏均认为这种香港末日大合唱，是由于中、英近数年来争议所造成之歪曲印象。由于英国人善于宣传，尤懂媒体之心理，故一般舆论界就把中、英之争，简单化为民主斗士与反民主恶霸的一场较劲。从而断言英人离开后之香港无望。
这两位仗义执言、首先发难的作者，所论至为中肯。个人除了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外，更领悟到了一点真谛，即：要探询为什么会有这样唱衰大合唱的来由，一定要剖析中英冲突的症结何在及其引起的后遗症。本文在分析之余，期望能吸取些教训，与国内外同胞共勉。英国人钻了空子
为了顾全讨论的整体性，本文要提出三点可能是导致西方媒体误解的原由：（一）中英联合声明中有漏隙，被英人所趁而对现状动了手脚，然后中方的反弹不为媒体所谅解；（二）中英有关“民权法案”的冲突，牵涉到英人双重标准，但其中蹊跷却未能为西方媒体所完全鉴察，而仅以为是英方要赋予港人民权、却为中方所拒，故造成哗然；（三）中国政治制度（单一制）与美国联邦制立国精神有异，可能导致美国媒体对北京与香港自治区间法权关系之误解。（当然，在以下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中方未加提防，让英方赢得了一场宣传战，也是不幸导致西方媒体一面倒的另一原因。但，这个不须另列一点。）
这三者中的第一点，本人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已讨论过，不必赘述。但因与其他两点有连带关系，所以要尽量简单地解释一下，即１９８４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实际就是两国关于香港回归的一个国际条约。其中载明中国对香港“现行”制度５０年不变的决心与承诺。也许中国是以君子之心度他人之腹，所以对什么是“现行”制度，并未明确定义。按照国际法与外交常规，“现行”应指签约之日（１９８４年），或换文之日（１９８５年）之现状。因为有此漏隙，再加签约以后有１３年漫长的过渡时期，英人如不老实，要改变原来制度，就大有机会可趁。彭定康上任总督以来，确实作了三项重大改变。第一，将实行了１５０年历来由总督指派的立法局，改为是部分民选的机构。第二，将一个１５０年来均由行政单位主导的香港政府，改为趋向由立法机构主导的一个新体制。第三，就是我们以下要谈的彭氏《民权法案》，将香港人民在过去１５０年都未能享受的某些公民权，以一个表面上临行赠别方式，授予了香港居民。在下一节我们将讨论这个民权法案的实质问题，以及中方反弹与西方媒体的反应。这里先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１５０年英人统治香港，均不讲民主，并拒绝赋予港人若干民主人权；而偏偏在临行之际，突然痛觉前非？
这里，我要从法理观点指出：英国人作了前两项重大的改变，无论改变本身是好是坏，我们需要正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即：英人改革之举在事先未经中方同意，所以，英方单独行动后，扔给了中方一个“既成事实”。也无论这两项改革本身是对是错，中方有权利与自由决定接受或不接受。最后，也无论其不接受的理由是对是错，中方选择了不接受，并作了激烈的反弹。这才有“不能直通车”，要“另起炉灶”之举。“临时立法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出来的。这些原委，如仔细说穿了，原本不必大惊小怪。但在打宣传战输于英国的状况下，就难怪西方媒体会相信英国人的说法，反而认为是中方理亏了。彭氏趁机大放“中国人还没有接收已经在改变香港制度”的厥词（他却不谈是他先改变了既存制度）。难怪西方媒体要对香港未来信心动摇。这是原因之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