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报社评：在香港问题上要避免极左

【香港《信报》７月７日社评】题：“一国”不难超买“两制”容易超卖
香港回归之际，避免在“一国两制”上出现极左，至为困难，亦至为重要。
极左，具体指以“一国”否定“两制”或以“爱国”压抑“爱港”。产生的原因有二：（一）自然原因：爱国是天经地义之事；过去，在殖民政府统治之下，爱国思想和行为都受到压抑，七一之后，一切压抑忽然消失，或会出现爱国热潮，但这个倾向容易盖过以前的另一个倾向，变得盲目。（二）机会主义原因：香港人的爱国行为得到某些合理的精神或物质回报，本来十分正常，可是一些人为了利益而爱国，则必然会爱过了头，成为机会主义极左；这个倾向，在香港是存在的。
从这两个原因看，在香港问题上犯极左错误，葬送香港前途的，不会是中国政府而是一些港人。观最近各种政治动态，这个论断似乎没错。中国政府在解放军入城的姿态上，到目前为止，一直采取低调；如能在继续增加兵力时保持克制，在８月１日的建军节上也不调高姿态的话，便可说是充分体察中港民情差异，在驻军问题上没有极左偏差。另外，中国政府在处理“大新华”七一之后的地位问题上，手法亦比较合理。取消发言人的角色和取消外事部，都有维护特区政府威信的意义。令人担心的反而是一些港人言论！
避免在香港问题上出现极左，先要明白“一国两制”中的矛盾。过去，中方和特首办人员对“一国两制”的论述，多限于相容互利的一面（“香港好，中国好；中国好，香港更好”……）；今后，英国人不在了，可以坦诚深入研究“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对抗和两制之间的冲突，而不应视之为言论或理论禁区，待出现大问题之后束手无策或错误反应。“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干事邵善波先生不久前接受本报记者访问，说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香港……真正重要的，还是在继续摸索发展时，对其他地区，包括整个中国人社会和西方，产生启示作用；香港是一个宝贵的实验室。”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实验室，在于这里的人头脑开放（英国人走后可以更开放）。如果把这个实验室内的一切观念和行为都按某一模式限死，则实验室很快就沦为一所普通的复制工厂，对中国了无价值。
由此，我们得出启示：解决中港之间的矛盾，要以保有两制之间的相对差异为依归，有时为了扩阔实验室的空间，甚至不惜扩大彼此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