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必须彻底清算“昭和４０年体制”

【日本《经营社会政策》月刊４月号文章】题：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作者经济企划厅调整局调整课课长助理樱又正士）
经济政策应该根据时代的状况、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特别是处于结构性闭塞状况的我国，必须改变经济政策。从过去的政策运作中吸取教训
自７０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结束以来，为了进一步稳定经济，我国多次实施了以财政金融政策为中心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在发生石油危机和泡沫经济崩溃等重大冲击时，由于采取财政金融政策等措施，避免了恶性通货膨胀和通货的螺旋式紧缩，这是毫无疑问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经济稳定化的效果值得评价。
另一方面，在实施总需求管理的财政金融政策时，由于存在同政策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滞后现象，比如出于政治方面和国际协调等方面的考虑而难以作出合理的决策，政府判断景气失误，因此不能在适当的时机采取对策，从而产生了助长通货膨胀或扩大景气变化的幅度等问题。具体说来，产生了如下几方面的问题：（１）在７０年代初，由于经常项目收支出现盈余趋势和日元升值，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压力。针对这种情况而采取的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成为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物价混乱的基础；（２）对１９８５年广场协议以后的日元急剧升值给予过高评价，而且，为了谋求纠正经常项目收支的不平衡状况和汇率稳定，过分地依赖金融政策。结果，大幅增加货币供应量，长期维持了放宽信贷的状态，这成为产生泡沫经济的原因；（３）在从泡沫经济崩溃后的萧条中走向恢复的１９９４年度，由于泡沫经济崩溃的后遗症，民间设备投资持续不振。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实施了特别减税措施，但却对减少官方资本听之任之。即使在金融方面，在长期实际利率因美国利率上升的影响而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也不进一步放宽信贷，加之日元升值，结果导致经济恢复出现曲折。
这表明，在总需求管理的财政金融政策中，调整景气和进行对外调整是多么困难。我们应该坦率地进行反省。另外，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在景气对策中，因为过于重视创造需求效果，因而忽视了充实国民生活、为将来的产业发展奠定基础等供应方面的问题，从而产生了阻碍产业高级化或向高成本结构倾斜的弊端。而且，在萧条时期出现的赤字公债理应通过繁荣时期税收的增加或增税来偿还，但是，公债余额除了曾因泡沫经济时期意外的增收一度减少之外，一直处于只增不减的状态。因此，轻易地采取总需求管理政策等于是把负担留给了下一代。这一点我们应该铭记在心。
经济政策的环境和条件发生戏剧性变化
我国经济的环境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以信息通信革命为背景，经济的全球化和无国界化取得进展。另外，在市场经济化的潮流中，世界市场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生产者优先”、“非竞争主义（平均主义）”等所谓的“昭和４０年（１９６５年）体制”下的各种制度有效地促进了经济高速发展。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结束之后，这些政策依然保存下来。以此为背景，行政、财政、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等各种结构改革迟迟不得进展。甚至有人担心：在企业选择国家的大竞争时代已经到来的情况下，由于我国经济存在上述问题，因而会导致我国经济地位下降，从而促使产业空心化。另外，财政陷入危机，成为经济政策的重大制约因素。在即将到来的出生率下降、老年人增加的高龄化社会，劳动力人口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率下降和储蓄率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社会保障等各种负担也难免会增大。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课题
今后经济政策的基本想法是，必须谋求提高经济效率，维持乃至提高经济增长率，从而担负起因出生率下降和高龄化而加重的负担。因此，必须创造条件，以便恢复市场经济本来的职能，并确保有效的市场。另外，作为援助措施，必须进一步公开同政策和制度有关的信息，国民应参与决策和制度的变更计划，确立政府最后负责的机制，从而提高政策的质量。另外，必须从根本上重新研究“昭和４０年体制”，并彻底加以清算。
作为具体政策手段的应循方向来说，应该考虑到作为需求管理政策而采取财政政策时的副作用，应慎重采取财政政策。而且，应按照解决如下问题的方向推进行政、财政、社会保障等各种制度的改革。这些问题包括：财政支出不讲究效率、财政结构僵化等。应努力根据具体的财政重建目标来采取财政政策。但是，在设想景气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鉴于会给经济社会以极大的利益，因而应采取总需求管理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应充分考虑资源的合理配置及资源的有效利用，比如重视供应方面。金融政策应以物价稳定为基础。要以物价稳定为前提，补充财政政策，从而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