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凯南文章：间谍与反间谍

【美国《纽约时报》５月１８日文章】题：间谍与反间谍（作者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荣誉退休历史学教授乔治
·凯南）
根据本人７０来年——先是作为一名政府官员、过去４５年中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经验，我确信我国政府对于通过秘密情报工作来了解其他地方的事务的需要被大大高估了。我要说，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中有９５％以上，完全可以通过对我国掌握的大量文献和档案中的那些完全是合法的情报来源——这些情报来源对我们是公开的、随时可用的
——进行仔细充分的研究来获得。余下的那些情况如果不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的话，那也很容易以非隐秘手段从国外的类似来源中获得。
在俄国，在斯大林时代、特别是斯大林以后的时代，共产党政权对保密的偏爱几乎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因此，许多人自然觉得我们以自己的隐秘手段渗透到铁幕的另一面是特别重要的。这当然就在我国造成了一个专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像所有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样，虽然这个机构存在的大部分理由早已消失，但它今天却依旧存在着。
用隐秘手段获取情报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负面效果是人们很少指出的。要在别国建立秘密情报来源，当然就得在那个国家物色和利用特务。这自然就会导致有关国家的政府开展大规模的反谍报工作。而这反过来又会使我们以同样大力的反谍报努力来确保我们的间谍工作不受影响。
这种反谍报竞争往往会愈演愈烈，最后使得导致这种竞争的原先那种积极的情报搜集工作反而显得不重要了。这种竞争所涉及的一些方面使人们觉得它本身就是一种角逐。它是那样令人专注，以至它往往把造成这种竞争的最初的原因完全掩盖了。
人们一定很想知道中央情报局把占多大比例的精力和开支投入到这种劳神费力的竞争，中央情报局的官僚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这一竞争，以及是否有人拿所有这一切同引起这种竞争的最初目的价值作过比较。不知人们是否想过，防止自己的机密被他人窃取的最好办法是尽量减少需要隐藏的机密。
此外还有一点。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内，大国之间关系的整个历史中，搜集机密军事情报的巨大努力起了极大的有害作用。而这种努力通常是基于各方的这样一种假定：如果它不最大限度地进行这种活动的话，对方就会在暗地里研制一种破坏性如此之大的武器，以至它会要求所有其他人屈从于它，否则就让他们“尝尝厉害”。但是，这种忧虑现在已经大大过时了。核竞争的历史告诉我们，人们手中拥有的武器越是可怕，这种武器可以想像的任何实际使用给使用者本身造成的危险就越大。认识到这一简单的事实所具有的含义，我们热衷于秘密情报工作的大部分动机就不成立了。从这方面来说，我们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现在是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并得出不可避免的结论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