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说：美挥舞制裁大棒的最大受害者是自身

【美国《商业日报》３月２５日评论】题：把矛头对准制裁
单方面贸易制裁行动的大量增加，使美国公司感到惶恐不安，它们正在进行反击——这样做决不能说是仓促行事。好几家大企业集团正在组织一个叫做“美国约束”的联盟，同联邦、州乃至市一级惩罚性贸易措施的泛滥进行斗争。
这类贸易措施通常是为惩罚那些实行令人憎恶的社会政策的外国政府而采取的，但是，受损失最大的往往是美国。现在是有人站出来向主张制裁的人提出挑战的时候了。
这次反击是由设在华盛顿的全国对外贸易理事会组织的。它提出了这样一个明智的看法：在迎合特殊利益集团的要求提出制裁建议之前，政界人士应当首先权衡这种措施造成的广泛的不利影响和通常是很差的效果。
在美国发起的许多制裁行动中
——过去四年中国会通过了６０项这类法律——只有很少几项朝着预期的目标取得了一些进展。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他政府并不参加美国发起的禁运行动。例如，对于美国对古巴实行了几十年之久的禁运和不久前颁布的对于同古巴做生意的外国公司实行惩罚的赫尔姆斯—伯顿法，世界其他国家就一直采取回避态度。别的国家也没有跟在美国后面对伊朗和利比亚实行贸易和投资制裁。但这并没有阻止国会实行惩罚的做法。据全国制造业协会估计，受到这些制裁措施影响的国家占全世界每年四万亿美元出口额的１／５。
这些贸易措施常常被那些自诩为人权捍卫者的政客利用来捞取廉价的政治资本。可实际上，这些制裁到头来只是使美国公司失去生意，使工人失去工作，而对那些本应受益的人却没有任何用处。
目前正帮助发起反制裁活动的卡特彼勒公司也有类似的体会。１９８１年，为报复莫斯科在波兰实行军事管制，里根政府试图阻挠一条从苏联通往西欧的天然气管道的修建。此举未能阻止这条管道的建成：日本公司承建了。因此，卡特彼勒公司背上了“不可靠的供应商”这样一个污名，尽管这根本不是它自己的过错。这种情况在制裁行动中屡见不鲜。
因制裁而蒙受的损失不限于减少的工资、减少的所得税收入和多付的失业救济金。当制裁的对象是非美国公司时（针对古巴以及伊朗和利比亚的措施就是这样），这种制裁肯定会损害美国同受影响的公司所属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关系。“美国约束”认为有更好的办法说服受制裁国家的政府改善它们的政治和人权政策：通过外交、贸易和文化联系以及通过各种形式的多边合作来使它们受到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