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记者卡普希钦斯基

【美国《时代》周刊２月１７日一期文章】题：丛林主人（记者安东尼·斯佩思发自华沙）
理夏德·卡普希钦斯基看上去就像一个欧洲知识分子，从不干预与己无关的战争，也绝不会孤立无援。他曾到过２７场革命运动的现场（他承认这个数字不太准确，实际上很可能更多），唯一的武器就是一个记者的纸和笔。在土崩瓦解中的第三世界乡间小道上，他曾四次被下令处决，却最终死里逃生。１９６６年，尼日利亚叛乱分子给他全身浇上了酒精，准备把他烧死，幸亏一个喝醉酒的叛乱领导人放了他。
每次大难不死之后，卡普希钦斯基都要回到他热爱的华沙，把他的那些经历记录下来，写成了一系列其他作家连想都不敢想的故事，这是一个诗人讲述的故事。他在华沙的书房简直就是一个书的海洋，他说：“在非洲的丛林深处，我经常处于危险境地，心中的恐惧不断膨胀。我心想：‘他们会杀了我，没人知道我葬身何处。’”卡普希钦斯基惯用手势来描述跌宕起伏的生活。这位６４岁已做了祖父的人满头银发，他似乎不想也无法停止写作。他正写一本书讲述他在非洲的全部经历，为此他多次重返非洲大陆，包括１９９５年在四分五裂的利比里亚逗留了两周。
卡普希钦斯基笔耕不辍，硕果累累，在文坛上独树一帜。自从１９７８年《皇帝》一书问世，他在整个欧洲成为受人尊敬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文学家。在外国记者当中，卡普希钦斯基的胆量具有传奇色彩，尽管他认为有些同行的勇敢足以与他媲美。他说：“唯一的区别是，我还活着，而他们许多人死了。而且，我仍然从事这种工作，而他们在两三次可怕经历之后就洗手不干了。”卡普希钦斯基在第三世界的政变和革命风云中奔波了３０年。１９８９年，卡普希钦斯基暂时放弃了第三世界，把目光转向苏联的瓦解。
卡普希钦斯基出生在平斯克，１９４０年举家逃往华沙附近的一个村庄。他说：“我出生那年，希特勒上台，斯大林开始了他最可怕的肃反运动。我出生在２０世纪最黑暗的那段日子，我们这些人没法学习，没有书本，没有电视，实际上也没有收音机。”
战争期间，卡普希钦斯基在华沙街上卖肥皂，后来坚持读完了中学，并在华沙大学取得了历史学学位。他在大学时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但战后的中欧如一潭死水，他焦躁不安，于是在印度、日本和中国游历了几年。后来，他偶然发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非洲丛林。他回忆说：“当时，最激动人心的事就是第三世界的诞生。””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他密切关注着非洲和南美洲的事态，先是为波兰国家通讯社波通社撰稿，后来为华沙的《文化》杂志供稿。他马不停蹄，正如他在《足球战》一书中的一段话所说：“在一个月时间里，我开车走过了５个国家，其中４个国家处于紧急状态。”
他谈到在前苏联的三次旅行时说：“我总是在冒险。有时候，我完全迷了路，拎着行李，在寒风中又冷又饿。我实在不得不强打精神，继续前行。”
关于他似乎乐此不疲的冒险活动，他坚持认为，不管对于他自己还是其他活着的任何人，生死攸关的危险处境绝不是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他说：“危险让人感到难受，真正恐惧的感觉真是糟透了。这种感觉让人觉得耻辱，它会贬低你在自己眼中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