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邓小平（中）

（续昨）他在一次又一次的会见中都表示了希望中国经济发达的强烈愿望。对于实现这一目标，他有一个明确的见解，就是要通过保持中国的稳定与秩序，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通过对外开放，通过经济改革，通过他从未界定过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他不愿发生动乱，那是他从青年时代的军阀混战和后来的文化革命中汲取的一个教训。他谋求中国的统一，包括使香港和台湾回到大陆的怀抱。
然而，邓小平既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采取高压手段的人。他不照搬马列主义的理论。他讲的是直率、浅显易懂的中国话。他喜欢自称是“土八路”。他比土八路精明和老练得多，但是他充分利用“中国内地人”讲话时打手势的作用。
所有这些使他成为的确吸引人的交谈伙伴。在正式会谈以前，我总是建议将坐在邓小平旁边的美国代表团团长侧过身去，和邓小平面对面，用目光接触。我还为这个美国人出主意，不要让邓自己滔滔不绝地说，而是要同他交谈，就像和普通人交谈一样。这总是起作用。他喜欢真正地交换意见，不管是同卡特总统讨论西藏问题，还是同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讨论美国国内政治、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讨论军事现代化、还是同布热津斯基博士谈长征，都是如此。
邓小平最大的优点是求知欲很强，谁也忘不了他在参观亚特兰大的福特汽车厂时迫切希望了解生产过程的神情，还有在参观贝灵汉的波音７４７工厂时不断提出问题的情形。由于头脑活跃敏锐，所以他才能够在一生中经历了从几近于铁器时代的四川农村老家到卫星抛物面天线和核武器的新时代。
如果在谈话过程中遇到他不熟悉的问题，他总是承认不懂。我特别想起布热津斯基１９８１年提醒他注意苏联在乌拉尔以东部署ＳＳ—２０导弹一事。由于邓小平不了解这种情况，所以他详细问了布热津斯基。然后，按照邓小平典型的做法，他归纳说：“我懂了。的确，它使我想起中国的老话：‘虱子多了不痒’。由于瞄准我们的苏联核武器太多了，即使再增加一倍也不会使我们更加容易遭到袭击。但是我要感谢你提醒我注意这个问题。过去我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现在我将仔细了解。”３年后，斯库普·杰克逊再提到这个问题。那时，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相当熟悉了。
邓小平谈话时非常诙谐。１９７９年１月，邓小平从中国长途跋涉到了布莱尔大厦后不久，就到麦克莱恩的布热津斯基住所进晚餐。在布热津斯基１９７８年的中国之行——那次访问促使双方签订关系正常化协议——期间，他和邓小平建立了特殊的友好关系。在晚餐开始时，布热津斯基问他的客人，中国是否有人反对关系正常化。邓小平很快回答说：“有。”大家转过头看他。我自己想：“这将是令人高兴的夜晚。多么坦率啊！我们将了解中国制定政策的过程到底发生什么情况。”稍停片刻之后，邓小平接着说：“台湾有人反对（关系正常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