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文化”改变了美国民主党

【德国《时代》周报１月１７日报道】题：１９６８年的美国人以其对抗文化改变了民主党的历史
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这两个政党的政治家们被认为是可以相互替换的。漫画家多内斯伯里的一幅漫画中，聪明的小亚历克斯问父亲，自由派同保守派的区别在哪里？当过１９６８年的活跃分子的父亲结结巴巴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了。”天真无邪的儿子说：“这是不是克林顿的过错？他把所有的人都混在一起了。”
克林顿的重新当选并没有回答关于他的党的命运和未来特征的问题，而且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模糊了。确保第二个任期曾是他第一个任期压倒一切的纲领。１９９４年秋季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败北后，克林顿才懂得，心情愉快地、沾沾自喜地扮演总统的角色是不够的：一个来自地方上的神童是不能永远当神童的，他也会长大的。他终于认识到，只作为本国最著名的贸易代表阿谀奉承地或威胁地从一国首都走到另一国首都，这不可能是一个（唯一的）世界大国的首脑的主要任务。他在波黑和别的地方承担起了责任，历史将以这种责任来衡量他。
可以认为，美国的教授阶层同其他国家一样是由１９６８年的主要活动分子及他们的同路人组成的。那场革命（如果是一场革命的话）的主要牺牲者是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党。如果没有１９６８年夏天对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冲击，那么休伯特
·汉弗莱（一位非常正直的左翼自由派人士）也许就赢得了那一年的总统选举，而不是尼克松。时代的巨变早在这次重大转折之前很久就随着民权运动和约翰逊的民权法而开始了。但是，在越南战争的阴影下这已经不太重要了。
１９６８年的那些活跃分子以及他们的追随者迫使民主党接受了一种使少数派得到更加公正待遇的比率制，同时也把该党分成派别的状态固定下来了。他们（像他们在德国大学里的同代人一样）惹恼了工人和小职员，工人和小职员不理解他们的语言、观念和生活方式，最后宁可转向保守派，认为保守派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正如一位敏锐的评论家所指出的，他们改变了民主党的历史。克林顿也没有恢复民主党在历史上的面貌，尽管他引用肯尼迪的话。
他们在１９７２年抬出了劝人行善的、脱离实际的说教者乔治·麦戈文，此人赢得总统选举的机会就同正直的埃哈德·埃普勒当上德国总理的机会一样大。他们为“新保守派”走向共和党提供了受欢迎的借口。他们使知识分子的辩论向右转。结果是，“自由派”的概念成了“左派”的同义词，而在此之前这个概念既包括罗斯福和肯尼迪这样的自由保守派，也包括约翰逊和卡特这样的南部进步民主党人，还包括像汉弗莱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
可以说，１９６８年的那些美国人进行反对越南战争的斗争也就是进行他们最根本的斗争。越南战争比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更强烈地唤醒了公众的意识。大学生们的“对抗文化”以及七八十年代人们对这种文化的抗御，对当时的政治和道义冲突起了决定的作用。文化气候的转变也是民主党复兴的决定性前提。只有当公民们相信民主党能比纽特·金里奇之类搞的“保守革命”的不可信的头目们更好地保护深深地扎根于美国人心中的家庭价值的时候，民主党才可能重新赢得多数选票。
要返回到中间道路上来，就要重新看待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文化战争”。以前人们说，美国民族是小学女教师的作品。
现在塑造民族感情的关键作用落到了３６００所高等院校的７０多万教授、２０万心理学家、５０万牧师、５０万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尤其是３０万新闻工作者的头上。
贝尔写道，美国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但没有公民文化。而文化同公民（因而也是人）对安全的基本要求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知识界做着脱离实际的美梦的精英们所不愿意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