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千年之交的征程

【美国《洛杉矶时报》１月５日文章】题：充满动乱的千年之交（作者凯文·菲利普斯）
对于今后三年将席卷整个西方的千年庆典浪潮，人们千万不可低估。我们即将开始的走向２０００年的心理征程势将成为世界最重要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现象之一。心理关注具有实际含义
有人计划结伴乘坐喷气式飞机从一个时区飞到另一个时区，紧紧追逐新年的脚步，或者从太平洋上国际日期变更线西面不远处的哈凯帕山上最先迎接新世纪的太阳。然而，这些计划只代表着表面的奢华。至于已经在用大难临头的形象来象征新的千年的那些重金属抒情歌和画展，那就不能说是理性的东西，而只能算是感世伤怀之作了。但是，现在已经明显看出的人们从心理上对２０００年的关注，是具有一种实际含义的。历史的先例表明，在这样一种情绪之中，危机、战争、恐慌和革命全都有可能加剧。
至少从１５世纪９０年代起，每逢世纪之末，西方的历史进程就会加快，各种事件就会增多，人们就会更加觉醒。而千年更替在宗教和文化方面对于基督教而言的重要性，更是世纪之交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它对新的千年的头几年的影响应当大出两倍或三倍。根据《圣经》中的《启示录》，在千年更替之时，耶稣会重新君临地球。这种信念自基督教创立之初就不时出现，它在英语国家的宗教复兴过程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天主教已把２０００年定为大赦年，基督复临派以及其他一些保守的新教教派对这个年头的重视则更甚于天主教。
但是，更大的影响还表现在构成通俗文化的各种乐观、悲观、内疚和享乐心理的混合体中。当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午夜降临的时候，冰岛计划举行篝火晚会，英国准备在全国各地敲钟，纽约将把时代广场变成一个电视屏幕的海洋，展示所有２４个时区的庆祝活动的盛况。心理上的倒计时不仅已经在爱尔兰人沉入都柏林的利菲河中的巨大数字时钟——三年后将从那里燃放绚丽的焰火——上开始，而且也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和情绪中开始了。
选择１９９７年１月、而不是１９９６年１月为起点，这是合乎情理的，在世界的神经中枢美国尤其如此，因为美国在１９９６年忙于四年一度的挑选总统的工作，这是与人们对千年庆典的期盼无法相容的。如今，克林顿总统正乘着国民乐观情绪的有限东风治理着国家，这对于圆满地向着可能是非常重要的２１世纪和第三个千年过渡是十分有利的。“世纪末”的雄心与躁动不安过于强调千年之交的宗教含义会有一股想入非非的味道。当初，在公元１０００年将到之际，许多主教和宗教领袖曾率领教众到山顶或海边去等待预期中的事件发生，结果他们失望而归。三年之后，如果牧师和教派领袖们带领信徒们到爱达荷的山巅或加州的海滩迎接世界
末日，他们的命运大概也不会两样。
可以预言、而且颇有先例可循的是，今后三年中，以往的每个９０年代——从１５世纪９０年代到１９世纪９０年代——都在许多层面上有过的那种世纪末的混乱状态将以更加剧烈的形式再度出现。在当今这个令人目眩的９０年代，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了。
９０年代的各国社会总是预期一些事情的发生——有时是高兴地期待，有时则不然。在世纪将尽时作为全球主导力量的那些国家——１６世纪９０年代的西班牙、１７世纪９０年代的荷兰、１８世纪９０年代的法国和１９世纪９０年代的英国——往往采取消极态度，竭力分析明显的社会与经济的衰退以及下一个世纪带来艰难岁月的可能性。１９世纪９０年代的忧心忡忡的英国人也像今天的许多美国人一样，看到自己有丧失领导地位的危险。从巴黎到维也纳，整个欧洲都把“世纪末”变成了１９世纪９０年代的那种幻灭情绪的同义词。
相反，即将在新世纪中焕发光彩的那些社会却在９０年代初尝荣耀的滋味并期待更大的荣耀。１５世纪９０年代的西班牙肯定是这样的。当时，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在派遣哥伦布到西半球去探索一个新帝国的同时，完成了从摩尔人手中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事业。１８９３年时的美国也处于一种类似的精神状态。那一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哥伦布博览会使得全国人民的劲头异常高涨，形成了美国人的这样一种信念：下一个世纪必定是美国的世纪——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雄心与躁动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引起了一些战争——最大的战争中有两场分别发生在１７世纪９０年代和１８世纪９０年代——和革命。法国大革命于１７８９年开始，到１８００年演成了拿破仑的几场战争。２０世纪初的几次战争与革命，从圣彼得堡、君士坦丁堡到维也纳和柏林，都是在１９世纪９０年代的骚乱和恐怖中酝酿的。金融混乱也常常在世纪之交到来。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美国刚刚摆脱一场重大的金融恐慌（即１８９３年的那一次）就又陷入了另一场巨大的恐慌（１９０６年的那一次）。现今这个适逢千年之交的“超级９０年代”不会预示商业和经济周期的结束，而是很容易发生超出人们预计的重大动乱。千年之变带来改革的时代
如今，美国文化或许也正处于千年之变—即导致并加快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变革——的顶点。但是，情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这样，这还是个未知数，并非一目了然。但这确实意味着某些可能性。一种可能是美国以出人意外的方式重新显示自己在２１世纪的生命力，但也有可能出现使它的前途蒙上阴影的令人痛心的事态。
这样的事态之一便是在某个有着长期流血历史的全球热点——中东、巴尔干或远东——爆发战争。这种局面会给美国带来财政方面和准备工作上的困难，就像历史上的３０年战争给１７世纪的西班牙、两次世界大战给２０世纪的英国造成困难那样。发生金融危机是另一种可能性。如果１８９３年或１９０６年的恐慌重演，那就会导致第三次恐慌——共同投资公司的经理们担心公众的挤提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美国进入一个政治动乱和改革的时代。１８世纪９０年代和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时都是为商业和金融业忠实服务的保守的政治时代，但它们也都是在迥然不同的潮流中结束的：在１８００年的总统选举中，杰斐逊的民主主张获得了认可；在１９世纪末的镀金时代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平民—进步党得志的时期。
目前，很少有人认为美国有出现这样一个时代的苗头，但是，其他一些英语国家的状况却使人有理由相信这种压力正在增大。潜在的动乱无处不在。加拿大有可能在魁北克独立的问题上发生分裂。澳大利亚不时地谈论要摒弃英国君主制，改为共和政体。就连英国人也越来越对君主制感到怀疑，并有可能改变它——人们在谈论取消上院，代之以选举产生的参议院，或者要求通过全国公民投票来实现如此重大的变革。
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在美国发生吗？如不出现多重信任危机——即对国家的政治领导层、对它的道德观以及现行选举制度的信任危机——是没有可能的。但是，构成这种危机的种种要素已经不时见诸报刊的大标题了。即便我们只是处在一个普通的世纪之交，今后几年出现加速变革的意识和发生动乱的可能性也已经够大了。而今又加上千年之交这个因素，历史时钟放出的焰火的威力肯定会远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